本文由前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Bill Dudley）撰写。

明年，美联储将进行一项具有全球影响的活动——定期货币政策框架审查，在此过程中它将重新考虑管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方法。

尽管美联储计划关注一些正确的事情，但一些重要方面似乎会被遗漏。

积极的一面是，美联储似乎准备放弃旨在防止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零下限的制度。该制度是在2020年审查后出台的，其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期间的零利率经验。该制度规定，美联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将利率维持在零下限：就业达到与稳定通胀相一致的最高水平；通胀达到2%；并且预期通胀将超过2%，以抵消过去的通胀不足。这本是为了使通胀预期更牢固地锚定在2%，防止如果这些预期下降导致意外的政策收紧。

这一策略着眼于应对过去的危机，但事实证明它并不适合于一个走出疫情的经济体。到2022年3月，美联储政策利率仍接近于零，美联储仍在购买美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压低长期利率——而失业率为3.8%，美联储偏好的通胀衡量指标超过了5%。即使经济过热，美联储仍在提供特别的刺激。

鲍威尔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被锁定在零下限的风险可能已经下降，因为中性利率——即既不刺激也不阻碍增长的利率——高于2008年危机后的十年。正如鲍威尔所说：“你不需要瞄准超调，你只需要瞄准通胀。”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有三个重要问题似乎没有被列入审查议程。

首先，美联储需要一个量化宽松（以及量化紧缩）框架。如果没有框架，市场参与者就难以理解这些政策何时以及如何实施。这削弱了它们的有效性，因为市场预期会影响长期美债收益率、金融状况以及货币政策向经济的传导。

其次，需要一个制度来评估量化宽松措施的成本和效益，以便更好地理解哪些措施实际上值得实施。例如，在很明显新冠疫苗的研发以及拜登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将消除对额外货币刺激的需求的情况下，该央行在2023年购买了1.4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购买最终将使美国纳税人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疫情时期量化宽松的总成本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

第三，美联储应该改变其利率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过时，它追踪的是一个银行大多不再使用的市场，因为银行准备金如此充足。这使得央行的工作变得复杂：例如，在2015年，它引入了隔夜逆回购工具，以防止联邦基金利率跌破其目标区间。美联储早在几年前就应该转为使用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利率，美联储在2008年重新获得了这一权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一些人认为，美联储不可能轻易改变利率目标，因为准备金率是由美联储理事会设定的，而不是由负责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设定的。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理事会可以每年投票一次，以遵守FOMC关于准备金利率应该是多少的建议。鉴于这两个实体的成员重叠程度很高，发生冲突的风险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个不值得考虑的问题：美联储是否应该将其通胀目标提高到2%以上，以降低陷入零利率下限的风险。正如鲍威尔指出的那样，这种风险已经消退。更重要的是，即使通胀飙升，2%的目标也帮助保持了通胀预期良好地锚定。改变通胀目标可能会削弱对美联储决心的信心——在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目标、美联储可能面临放松货币政策以帮助解决政府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的压力之际，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正如特朗普战胜哈里斯这一事件突显的那样，选民真的不喜欢通胀，民意必须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