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记者、前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达乌德·库塔布（Daoud Kuttab）撰文称，自唐纳德·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以来，中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很难准确预测特朗普新任期将如何对待这个地区——尤其是伊朗和加沙——但显然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挑战。

特朗普此番“二进宫”对中东人来说，并不意外。当地政府已经对这个结果早有准备。距离特朗普就职典礼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准备好此后与他打交道。反而特朗普可能会发现自己毫无准备，因为今日的中东与他在白宫的第一任期所面对的中东截然不同。两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伊朗和加沙。

先说伊朗。在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内，他撕毁了2015年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时任伊朗总统是温和派的哈桑·鲁哈尼，2021年由已故的极端保守派易卜拉欣·莱希继任，而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则属于温和派。

实际在佩泽什基安上任前，伊朗就已经与其他阿拉伯邻国和解，并于2023年3月与其最大的地区竞争对手沙特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出乎意料且影响深远的缓和局面，部分得益于中国从中斡旋，显然旨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强中东地区稳定。

这带来了特朗普首次任期以来的另一个转变：中国和俄罗斯都加强了与伊朗（以及彼此）的关系。虽然特朗普一直对中国和伊朗不算友好，但他在首个任期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着某种“兄弟情谊”。但尽管他似乎急着协调普京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以及缓和中东冲突，但他将不得不驾驭一系列新的关系进展。

无论如何，中东敌对行动的缓和态势将很难维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残酷行动始于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报复，时至今日已经酿成了大量平民丧生、流离失所的悲剧。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黎巴嫩在美法两国的斡旋下停火，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似乎有很大可能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结束。但即便有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很难预测加沙达成类似协议的难易程度，尤其是当特朗普在所有话题上几乎都未给出明确立场。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的行为则更清晰。他和他的国务卿布林肯背负着一定程度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包袱。因此，尽管拜登政府敦促以色列停止进攻，并威胁说除非加沙平民的条件得到改善，否则将停止援助，但它始终如一地为以色列的行为辩护，并继续向其提供武器。据报道，即便在黎巴嫩停火之后，拜登政府仍在推进向以色列出售6.8亿美元的武器。

特朗普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亲以色列倾向。在他的首次任期内，他打破了几十年来的既定政策，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主权，并取消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署的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来支持巴勒斯坦难民。他还启动了阿拉伯-以色列的正常化进程，以色列于2020-21年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签署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

在新一届政府中，特朗普计划纳入大量亲以色列人士。但当谈到加沙战争时，他没有给出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承诺，这意味着他的目标很简单：达成协议。无论这个协议最终结果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巴勒斯坦人不利，不仅因为美国政府的亲以色列倾向，还因为外部斡旋下的协议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力量平衡，这明显有利于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甚至没有得到阿拉伯国家特别有力的支持，尽管沙特已经宣布，在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在1967年边界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之前，它不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亚伯拉罕协议》虽受到了压力，但尚未崩溃。

在特朗普促成下的协议，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据以色列记者巴拉克·拉维德报道，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怀恨在心，后者在2020年特朗普败选后赶来祝贺拜登。对于一位一再发誓要政敌好看的总统来说，这也并非牵强附会。

最有可能的情况似乎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并恢复到2023年10月7日之前的状况，而不是推动更广泛的政治解决方案。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他新政府的亲以色列性质，让该地区不少人担心，他可能会为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开绿灯”，甚至同意在加沙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特朗普曾试图促成一项亲以色列的协议，并于2020年1月发布了中东和平计划，但他口中的这一中东“世纪交易”最终一拖再拖，直至流产。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当巴勒斯坦人看到双方解决方案的前景渺茫，他们最终会采取行动。因此，即便特朗普通过谈判恢复此前状态，也不太可能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