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国面临巨额债务与贸易赤字的双重困局，特朗普的关税和减税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和财政赤字。
美元持续走强吸引全球目光，高估值带来的金融不稳定风险令人担忧。外资对美债兴趣减弱，而国内支撑能力有限，美联储和财政部需平衡利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微妙关系。分析师警告，若不迅速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美国或将面临信用评级下调及全球市场信任危机。这场经济博弈，悬念重重。
华盛顿长期以来过度支出，远远超出自身经济能力，但这一现状在“特朗普2.0”时期可能变得更难维持。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长期的自满情绪开始显现出后果。拜登政府为刺激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狂欢”账单即将到期，而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兴趣却在减少。此外，特朗普计划中的超大规模关税政策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这两种动态即将以惊人且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碰撞，而此时美债的购买者却似乎不愿增加对美元的敞口。
拜登即将把总统职位交接给当选总统特朗普，而留给特朗普的是超过3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特朗普计划将他在2017-2021年间实施的1万亿美元税收减免永久化，并增加新的减税政策，这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目前，美国的净外资投资头寸——即美国人拥有的外国资产与外国拥有的美国资产之间的差额，接近美国GDP的规模。从特朗普2021年卸任时的-18万亿美元扩大至目前的-24万亿美元。
“特朗普2.0”政府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一步加剧赤字，要么制定战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目前来看，特朗普团队似乎倾向于前者。更多的减税将增加美国对日本、中国及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储蓄的依赖。同时，关税和贸易壁垒将推动美国通胀并抑制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前日本财政部副部长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可能孤立美国的朋友和伙伴，还可能无法实现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目标。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总量以及全球贸易总量都可能下降。”
伊藤还警告，特朗普承诺的广泛减税计划没有明确的支出削减方案，这将扩大美国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削弱国家储蓄与投资能力，进一步加剧贸易赤字。“换句话说，”他指出，
“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总统一样，特朗普很可能会面临双赤字。”
ING荷兰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James Knightley）指出，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加上因移民政策导致的潜在劳动力供给紧缩，可能使通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当然，特朗普还将指责华盛顿的贸易伙伴“倾销”商品或维持人为低的汇率。伊藤解释说，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观察家猜测，特朗普选定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可能会要求召开一次特别的G20会议，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对美元重新估值，这一举动将引起对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回忆。”
伊藤总结道，“除非特朗普在对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否则美国将在经济活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
更加复杂的是，特朗普暗示要操纵美元汇率并控制美联储的决策权。这两种倾向对全球通胀前景、美国信用评级或投资者对美元的信任均无益处。
随着2025年的开始，市场很多目光都集中在穆迪上，这是唯一一个仍然给予美国AAA评级的主要信用评级公司。如果下届美国国会玩弄债务上限，或导致政府关门，这种情况可能会迅速改变。
所有这些都是在海外对美国政府债务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发生的。十多年来，外国官方机构一直在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这一空缺已被国内金融机构填补。
问题是，美国股市一旦急剧下跌，可能会使美国资产对海外买家的吸引力降低，从而使其国内基金陷入困境。这将使美国金融机构资助政府6%GDP的赤字变得更加不可能。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关键是提高生产率，重新点燃创新，并创建新的制造模式。这意味着增加培训以加强人力资本，激励新一代工业企业家，并改善基础设施。
这也意味着需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进行更多投资，以提高美国的创新能力。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等开创性品牌可能成为过气明星的方式，应促使华盛顿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以振兴美国企业。
拜登在某种程度上转向了在国内加大建设力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拜登在2022年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投入300亿美元以加强国内研发。拜登还采取其他步骤以激励创新，提高美国的半导体能力并增加生产力。
这标志着与特朗普时代的变化。特朗普政策的核心是1.7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这对提高竞争力或增加国内产能几乎没有帮助。如果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能够促进创新和生产力，美国的通胀可能不会以2.7%的年率上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肯·海登（Ken Heydon）警告“监管俘获的风险”，即法规受到特定行业而非公共利益的影响。海登解释说，拜登保留了特朗普1.0时代的大部分贸易限制，他估计这些限制将使美国GDP减少557亿美元，降低工资并减少全职工作岗位。
海登说，“至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的贸易逆差飙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4810亿美元增加到6790亿美元。”
华盛顿的财政扩张政策意味着美国将继续花费超过其生产的额度，从而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得以延续，海登补充道。他认为，进口税实际上就是对出口的征税。
海登指出，这种影响既直接通过提高投入成本，扼杀增强生产力的竞争并引发报复和贸易条件恶化，也间接通过货币升值和允许进口竞争行业中的工资增长，然后溢出到更广泛的经济中。
不幸的是，无论是特朗普1.0还是拜登都没有推出可信的计划，来与其它国家在电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航空、高速铁路等领域的多万亿美元努力相抗衡。相反，拜登也诉诸关税，这使他回到了1980年代，那时这种政策可能还有效。
在2017年到2021年间，特朗普的顾问试图让1980年代风格的涓流经济学复苏。他们失败了，就像特朗普在东京的顶级亚洲盟友也失败了。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也认为，股市的飙升是更大繁荣的秘诀。然而，工资并没有大幅上涨，这削弱了更广泛的经济。
特朗普计划大加关税之际，正好又出现了所谓的“美元问题”。查塔姆研究院经济学家大卫·卢宾（David Lubin）指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明显倾向于较弱的汇率，以支持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并帮助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然而，“正如市场自美国大选以来所感觉到的那样”，卢宾说，
“他的政策最终加强了美元。本已昂贵的美元恐将变得更明显高估，这可能增加全球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卢宾补充说，美元可能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因为它目前还没有明显高估。“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赤字的最广泛标准，也是一个衡量财务脆弱性的粗略但有用的标准——去年略高于GDP的3%。这大约是2006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所达到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由于美元高估而产生的风险可能出现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后期。”
“美元上涨通常对全球经济是坏消息。它往往会抑制全球贸易增长，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并使那些货币将会贬值的国家更难控制通胀……一旦美元变得不可持续地昂贵，将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高估的货币，同时避免引发大量金融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