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吉时已到。
最近这几天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我家里也没闲着。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2023年1月1号新年这天正式从“恺哥”升级成“凯爹”,至今已经2年多了。娃一天天长大,智力、体力、精力都飞速增长,家里已经快装不下她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托儿所,当然还有随后的幼儿园和学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下周一就能把家里的小祖宗送到托儿所,接受社会的小拳拳了,到时应该就能省出大段时间码字。若得如此,则全家幸甚,天下幸甚~
好咱们说回来。如果要评选世界历史中,被我们误解最深的一句名人名言,那这句话一定榜上有名:
“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流传甚广,通常被人拿来形容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灵活与现实主义,通常都带点贬义。最近的国际形势风起云涌,这句话出现的频率又高了起来,甚至被用来作为特朗普朝令夕改行为的原因。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英国真是这样唯利是图,为什么世界近代史几百年间,还有这么多国家哭着喊着要跟英国交朋友呢?如果说过去他们是迫于日不落帝国的淫威,那么为什么今天依然如此,甚至很多网友惊呼“外事不决看英国”呢?而英国又为什么能在他参与的几乎每一次战争中,都站在了胜利者的阵营里呢?
要想明白这些问题,咱们必须先来看看这句话的出处,和它的背景。
首先,这句话的原文是: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直译过来应该是:
“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和长久的,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追随这些利益。”
说这话的人,是19世纪英国政治家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即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曾经两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835-1841,1846-1851),一度出任首相(1859-1865),堪称19世纪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而他被咱们中国人熟知,主要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都在他的任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是外交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他是首相,也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中的“巴麦尊”。
而说出那句名言的背景,是1848年3月1日,巴麦尊在面对英国下议院的质询,为他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所发布的演讲。看原文我们就知道,首先,他所说的不是“朋友”(friend),而是“盟友”(allies)。俗话说一字入公门是九牛曳不出,别看就差一个字,但是这两个词在外交场合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朋友意味着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等等,而盟友意味着义务和责任。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吃喝玩乐的人,而盟友更类似于同事或者合作伙伴。这么一看,咱们就很容易发现我们的误解之深:巴麦尊的原意,指的是英国要秉持灵活的外交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跟谁结盟、与谁为敌,这完全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而如果“盟友”变成“朋友”,这一个字的变化,就把活脱脱一个背信弃义、随时出卖朋友的英国形象给坐实了,真让人不得不感慨中文博大精深。
咱们再来看看巴麦尊这篇演讲的上下文(括号内是译文):
Therefore I say that it is a narrow policy to suppose that this country or that is to be marked out as the eternal ally or the perpetual enemy of England.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When we find other countries marching in the same course, and pursuing the same objects as ourselves, we consider them as our friends, and we think for the moment that we are on the most cordial footing; when we find other countries that take a different view, and thwart us in the object we pursue, it is our duty to make allowance for the different manner in which they may follow out the same objects.
(因此,我说,认为某个国家将永远是英国的盟友,或永久是英国的敌人,这是一种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和持久的,而追随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当我们发现其他国家与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追求与我们相同的目标时,我们会把他们视为我们的朋友,并认为我们与他们处于最亲密的关系中;而当我们发现其他国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在我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阻碍我们时,我们的职责是包容他们在追求相同目标时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式。)
It is our duty not to pass too harsh a judgment upon others, because they do not exactly see things in the same light as we see; and it is our duty not lightly to engage this country in the frightful responsibilities of war, because from time to time we may find this or that Power disinclined to concur with us in matters where their opinion and ours may fairly differ. That has been, as far as my faculties have allowed me to act upon it,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my conduct.
(我们的职责是不应对他人做出过于苛刻的评判,仅仅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与我们有相同的看法;我们的职责是不要轻率地将国家卷入战争这种可怕的责任中,仅仅因为有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个国家不愿意在一些双方合理存在分歧的问题上与我们保持一致。这一直是我在能力范围内所坚持的行为准则。)
And if I might be allowed to express in one sentence the principle which I think ought to guide an English Minister, I would adopt the expression of Canning, and say that with every British Minister the interests of England ought to be the shibboleth of his policy.
(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表达我认为应该指导英国大臣的原则,那么我会引用卡宁的话说,每一位英国大臣的政策准则都应当是:“英国的利益应当成为他政策的试金石。”)
注:这里面的卡宁指的是乔治·卡宁 (George Canning, 1770-1827),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担任外交大臣(1807-1809, 1822-1827)和英国首相(1827年)。
从原文我们不难看出时,巴麦尊这段话很清晰地阐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国家利益优先于意识形态或情感因素等等其他所有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话除了表面的意思,还有一个引申含义:英国的所有决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这相当于是英国自身国策的一张明牌,所有“灵活”的操作,其实都是基于这一“不变”的原则。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英国就成了一个非常“情绪稳定”的人,如果想当英国的盟友,你不一定非要跟英国有一样的审美、一样的价值观,甚至不一定要是英国的朋友,只需英国的利益相一致,反之亦然。
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各个国家决策的最难一点,是无法确定对方国家的真实意图。它是真心想跟我结盟,还是只是利用我?亦或作为跟别人谈判的筹码?英国这种的策略,看似非常自私,但是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极其稳定的锚点:做任何重大决策,都可以以“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来判断英国的态度。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在准备推行一项符合英国利益的政策的时候,内部的阻力就会比较小。反过来,如果准备推行一项不符合英国利益的政策,那大家就要掂量掂量了。换句话说,英国给其他所有国家指出了一条“明路”,或者说给出了一个在外交上非常具有确定性的方向,这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由于这一原则简单清晰,所以英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外交政策转向永远是最快的一个。
自从18世纪开始,英国就确立了它的欧洲大陆的政策,一直是”大陆均势“,也就是欧洲大陆绝不能被一个强权所统治,而是必须有几个大国形成一种均衡的态势,这样英国就可以利用孤悬海外的地理优势、发达的工业和金融业、强大的海军和广阔的殖民地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一点相当于是英国的一张“明牌”,谁都知道。无论你的国家过去曾经跟英国有多少矛盾,现在又面临多么严重的问题,只要你认可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那就可以跟英国成为盟友。最典型的就是1807年,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打败普鲁士,又在弗里德兰战役打败俄罗斯,瓦解了第四次反法同盟之后,普鲁士、俄罗斯跟法国签订了《提尔西特条约》,转而帮助法国对抗英国。这时候英国并没有把这几位背叛了自己的前盟友列为敌人,而是不断释放信号,只要你们反对拿破仑,我大英帝国随时都可以成为你的盟友。果然,没过几年,当普鲁士、俄罗斯,再加上之前已经投靠拿破仑的奥地利,一旦跟法国产生了一点嫌隙,第一个想到要获得帮助的都是英国。等到拿破仑一远征俄罗斯,英国马上在就给了俄罗斯最坚定的支持。经过英国的不懈努力,又经过8年时间,拿破仑才终于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被彻底打败。
到了二战之前,英国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还保持着当年巴麦尊定下的原则。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在战前的绥靖政策中,英国一直把苏联视为和德国沆瀣一气的法西斯国家。但是当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入侵苏联的时候,英国马上转变国策,开始全力支援苏联,这一点甚至远在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开始援助苏联之前。首相丘吉尔发表讲话,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们就和魔鬼联合起来打败他”。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3年底,在这最艰苦卓绝的两年时间里,英国援助了苏联约3700架战斗机和5000辆坦克,几乎与美国持平,别忘了这还是在英国的生产能力远不如美国,又同时在北非跟德军交战的情况下做到的。
等到二战结束,强大的苏联又取代德国,成了欧洲“大陆均势”的最大威胁,英国又第一个跳出来与之翻脸,提出铁幕政策。等到冷战行将结束之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开始美国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之后,时任总统老布什还公开否认美国会进行军事干预。但是英国这边,时任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马上下令3艘正在印度洋执行任务的战舰开到波斯湾待命,同时冻结伊拉克在英国的所有资产。之后,她又飞到美国,跟布什进行紧急会晤,这才说服美国转变态度,有了后来的海湾战争。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不管是战争初期,“金毛狮王”约翰逊的那句“挺住,援助马上就到”,还是现在美国掉链子以后重新发起“自愿联盟”,都体现了大英帝国一贯的强硬和快速反应,昔日日不落帝国余威尚存。
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就不会犯错,不会在外交和其他国策上出错。但是,纵观世界历史,又有哪个国家是一贯正确的呢?(可能NK算一个?)英国几乎永远是犯错最小的那一个。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次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英国最终都站在了胜利者的阵营里,这就成了混沌世界中的一盏指路明灯。
1938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去世。当时世界局势已经是风起云涌,纳粹德国强势崛起,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弥留之际,凯末尔嘱咐身边人:“如果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最好保持中立,如果不得不选边站的话,切记:永远不要与英国为敌。因为过去几百年,英国从未失败过。”这句话最终成功让土耳其拒绝了希特勒抛来的橄榄枝,没有参加二战,当然也就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你强大,胜利就一定属于你(拿破仑、希特勒纷纷点赞)。很多时候站队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对于一众小国来说,一次站错队,可能就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匈牙利频频点头)。所以,这么多国家明知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是依然愿意跟英国当的,不是“朋友”,而是“盟友”。跟英国站在一起,不是为了过家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为了赢,为了站在赢家的阵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