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研究公司（Alliance Bernstein）前首席经济学家和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卡森（Joseph Carson）这一份报告中指出，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实验，美联储的价格目标制已经失败，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考虑一种新的模式，以实现其价格稳定使命。卡森表示：

“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内将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转移为‘平均’通胀率，而不是试图制定一个特定的点位目标。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太可能带来更好的通胀和经济结果，因为央行的官员们目前还是无法解决价格衡量指标的各种缺陷。”

美联储在2012年正式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但这一目标却显得高不可攀。在2018年全年，美联储只有一个月实现了这一目标。未能持续实现其通胀目标，恐将迫使政策制定者们拿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兑现他们稳定物价的承诺。

据报道，美联储部分官员正在倡导制定一项新政策，允许美国通胀率在几年内高于2%的目标，以抵消部分年份通胀率低于2%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平均通胀指标”。

卡森认为，在成功制定这一新框架之前，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行研究所有可能影响或扭曲货币政策与通胀水平的因素，提前做好两手准备。卡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通胀指标是完美的，各个指标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比如目标价格指数，可能没有提供决策者看重的准确价格信号，而不同的价格指数结构可能产生不同的通胀率。

目前，美联储更青睐的通胀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即PCE指数），而不是被广泛认可的传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美联储之所以将PCE指数作为衡量通胀的基准，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PCE是一个“较优质”的通胀指数，因为它更全面、更准确。

但PCE指数的缺点也很明显，包括无法反映消费者实际消费意愿、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消费项目所占比例较高（占比为30%）、还有大量商品和服务没有纳入定价等等。

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核心PCE年化增长率为1.6%，而核心CPI年率的平均读数为2.3%。卡森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关心的是，PCE指数相对于CPI数据的通胀缺口，是否由未计入CPI的项目的估算价格误差所造成。

需要知道的是，由于PCE和CPI指数有70%统计项目是重合的，且前者的统计往往是基于后者而作出，所以CPI指数的构建成分出现任何测量问题都会影响PCE指数的准确性。由此可见，美联储一味依靠PCE指数来判断实际通胀水平，显然是不足够的。

不少经济学家甚至提出质疑：PCE指数是否仍然是衡量货币政策价格目标框架的最合适指标？这一点的确值得商榷。

针对这个问题，卡森举了一个例子。当前的CPI数据与以往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再捕捉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信号。

其原因在于，美国劳工统计局对业主住房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更改，且由于样本量不足，劳工统计局无法再确保基于旧方法的住房成本获得准确统计。有鉴于此，劳工统计局不得不作出改变，根据一系列的租金来衡量业主的住房成本，尽管租金是属于住房市场的另一个不同部分。

发生上述变化后，CPI和PCE数据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因为业主住房不仅是两个价格指数中最重要的物价指标，还能提供从利率变化到消费者需求的全方位变化，并反映实体经济与市场价格的最直接联系。但卡森认为，美联储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变化：

“只有市场价格才能告诉政策制定者，货币政策的立场是过于宽松还是过于紧缩。21世纪头十年，不完整的价格衡量指标未能反映出房地产泡沫，导致货币政策在太长时间内过于宽松。如今，政策制定者选择的通胀指标PCE而不是CPI，从而将官方利率定得过低，造成新的风险和失衡，这难道不是又一个错误吗？”

卡森认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价格指数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个月或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尽管美联储认为PCE指数对通胀率的判断只会产生零点几个百分点的误差，但不要忽略的是，这小小的误差可能都足以造成联储整体政策路径的偏移——毕竟决策者们设定了一个2%的恒定目标。卡森建议道：

“就目前来看，美联储还没有找到方法解决通胀衡量指标存在误差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将CPI和PCE数据相结合，要比单独衡量某一个通胀指标更有意义。前一种做法至少会提供一个有时效性的解读，而后者将迫使政策制定者选择一个任意的时间框架来衡量通胀，这可能会降低灵活性，并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