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在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兼外交官在向西方解冻中国、促成与苏联关系缓和以及发起军备控制协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赞誉。但也因为他支持越南和柬埔寨的大规模轰炸行动，支持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政权，对东帝汶和孟加拉国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而让许多人的愤怒。

基辛格是一名犹太人，1938年，15岁的他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出德国，从此形成了一种保守的观念，并主导了他在政府中的决策。

根据他的现实政治学说，应该通过外交和武力来实现权力平衡。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他很少使用理想主义，这使他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后来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国务卿的八年时间里与人权倡导者产生了矛盾。

巴里-盖文（Barry Gewen）在《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2020）一书中写道：“通过‘由悲观主义和对人性的朦胧看法塑造’的透镜，基辛格认为决策者的作用不是引导世界沿着某种预先设定的道路走向普遍正义，而是以权力对抗权力，遏制人类的各种侵略行为，并尽其所能避免灾难。” 基辛格用这种方法为冷战时期在越南、智利和中东等偏远冲突地区做出的政策决定辩护。

基辛格不止一次地借用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话说：“如果让我在正义与混乱和非正义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我总是选择后者。” 批评者认为，无论如何，他一心一意要限制苏联的霸权，是在追求他认为更崇高的事业时的道德失败。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基辛格传》（1992年）中写道：“基辛格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个性和政策的基础，是一种连他最狂热的批评者都承认的智慧才华。在闲聊或正式会议上，他能够将细微差别和独到见解交织在一起，将讨论带入一个更高的层面。”

基辛格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时超越了外交。这位学者型的政治家从未失去德国口音，戴着标志性的黑色牛角边眼镜，在20世纪70年代初拥有了被崇拜者的地位，经常与华盛顿乔治城的上流社会人士打交道，并与表演艺术家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和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约会，从而使隐居的尼克松黯然失色。他解释说：“权力是终极春药。”

作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设计了一套基于保密和排斥的决策程序，通过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来迎合其上司对官僚主义的蔑视。艾萨克森称，尼克松和基辛格实际上是在白宫掌管外交政策，他们通过后方渠道向国际领导人传递信息，却不通知负责部门。

他还利用尼克松的妄想症，下令对下属和记者进行窃听，以查明信息泄露的来源。白宫大量使用监控手段导致总统于1974年因“水门丑闻”辞职，而丑闻源于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

通过解冻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实现与苏联的缓和，基辛格实现了所谓的“三角外交”。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次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这次外交政变震惊了美国公众。1972年，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两国政府承诺不部署针对战略弹道导弹的大规模防御系统，希望以此冷却军备竞赛。《反弹道导弹条约》有效期长达30年，直到2002年美国退出该条约。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表示，该条约阻碍了美国保护自己免受未来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袭击的能力。

晚年，基辛格和他在华盛顿的继任者一样，将注意力转向了亚洲。2011年，在他88岁时，他出版了长达600页的著作《论中国》，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外交。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迎来标志性的重大时刻。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基辛格曾表示，第一次访问中国后，他此后已有100多次踏上这片土地，“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今年7月，基辛格访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