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泽（Adam Tooze）近日撰文表示，比美联储加息更严重的，将是政治驱动的美元贬值。以下是他的观点。

美元既是美国的货币，也是世界的货币。尽管美国占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大约15.5%，但美元涉及所有国际货币交易的88%。全球约58%的储备都以美元形式持有。

这种不平衡局面在经济上的影响是复杂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支撑着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有利于美国进口商，并为世界其他地区创造市场，但也使美国经济偏离了贸易商品。美元的全球普及使美联储不自觉地成为了世界中央银行。美元的无处不在也赋予了美国巨大的权力。美国的金融制裁对商业来说无异于死刑判决。

在一个日益多极化和对抗的世界里，这种对抗与合作的奇怪混合体还能持续多久呢？

华盛顿的一些人担心，美国会过度使用其制裁手段，侵蚀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从而最终削弱美国自身的权力来源。然而，对现状构成更全面威胁的是货币体系本身的运作方式。

当美元充裕、美国利率较低且其他货币坚挺时，全球美元体系运行得最为顺畅。轻松获取美元可以激发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而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迫使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汇率飙升，给世界各地的美元业务带来了压力。

这种情况令人不适，但本身并不足以引起系统性的担忧。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都知道如何应对强势美元带来的压力。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将调整它们的利率设定。主要的新兴市场央行拥有干预并管理货币贬值的火力。

但是，如果汇率波动足够大，且美国利率长时间保持较高水平，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可能会被打破。美元问题可能被推入政治领域。巴西总统卢拉不断谈论金砖国家设立美元替代方案，这并非无缘无故。在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最近利率上升所造成的损害是深远的。二十国集团委托进行的一项最新评估显示，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贷款在2023年出现了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未能予以弥补。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显而易见。

但强势美元政治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美国自身。

拜登政府选择不把美元的飙升当作问题，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征兆。特朗普则没有表现出这种克制。

特朗普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危机时代的影响，对贸易和汇率持粗暴的民族主义观点。对他来说，强势美元“杀死”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有利。特朗普的亲密顾问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赞成使用关税来迫使美元贬值。在特朗普的圈子里，甚至有人在谈论让美联储从属于总统，以便强行实施更低的利率。

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绿色能源和地缘政治嵌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公式。若将货币体系加入其中，将会是一种真正爆炸性的混合物。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而全面推动美元贬值，将使全球货币体系政治化，其程度远远超过金融制裁带来的打击。

当然，特朗普可能不会赢。即使他这样做了，谁知道他是否认真对待他的任何经济政策。但总的教训是，决定美元体系未来的因素不是别的国家，而是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

1944年，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建立了美元体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打破了这一规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率先进入了量化宽松的新时代。2024年的问题是，美国目前的民主危机是否会蔓延到整个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