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国际集团（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的主席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撰文指出，美联储在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和高通胀压力时，选择了继续宽松政策，但这可能削弱其控制通胀的信誉。市场预期降息的赌注日渐升高，而美联储能否坚持独立、遏制通胀，依旧充满变数。本文将分享他的观点。

在特朗普决定动用“核选项”兑现关税威胁后，全球市场对滞胀的担忧迅速升温。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却表态称，并不急于出手应对。但市场早已走在前头：投资者普遍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内降息五次，认为其最终将优先考虑提振增长，而非遏制通胀。

这条路径无疑将进一步削弱美联储在抗击通胀方面的信誉。过去五年间，美联储始终未能实现其2%的通胀目标。根据其自身预测，今年和明年也很可能再次失败。眼下，唯一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的人是拜登，而非美联储本身。

面对通胀目标的持续落空，美联储官员总有新的解释。起初是新冠封锁造成的供应链混乱，随后是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开支，如今则变成了关税的冲击。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也并不反驳，反而支持美联储的说法，即其政策立场依然具有“限制性”——在通胀因素调整后，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约为1.8%。

这个数字在过去15年货币极度宽松的背景下显得偏高，因为那时实际利率首次跌破零，但若与2009年前的历史均值相比，它并不算高，也未必足够紧缩。

回顾过去五年，不论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还是美联储偏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PCE），持续的高通胀已抵消了此前20年低通胀所积累的“红利”。当前的CPI和PCE水平均高于如果过去始终保持2%通胀目标应有的趋势线。最新的PCE数据显示，通胀率仍比目标高出近一个百分点，但美联储仍在讨论何时降息，只因其认为此次由关税预期引发的通胀属于“暂时性”波动。

但现实数据很难支持“限制性政策”的判断。最新就业报告显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并保持稳定；美国房价与收入中位数的比值正处于历史高点，购房对于普通人而言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尽管近期金融市场略有调整，整体资产价格依然高企，这对富裕阶层尤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在2020年前后曾探讨允许通胀在较长时期内高于目标，以“弥补”此前的低通胀。但这套“不对称”的策略存在根本性错误：历史经验显示，通胀上升往往伴随着经济放缓，而通胀下降并不一定带来负面影响。从蒸汽机时代以来，每一代新技术都曾推动生产率提升，在压低价格的同时提高了产出。

如果要吸取历史教训，反而应考虑将通胀目标定得更低于2%。实际上，2%的目标源于上世纪80年代新西兰一名官员的随口一说，其本意是表达控制通胀的决心——当时全球普遍面临高通胀。这一“信号”奏效了，并逐渐被各国央行采纳。但现在，在美国，这个信号已经减弱。而在其他国家，多数央行表现得更为严肃，通胀率要么已接近目标，要么正在朝目标靠拢。

去年9月，美联储在仅有劳动力市场轻微疲软迹象的背景下，出人意料地将关键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幅度是市场预期的两倍。随后，股市大涨，通胀再次加速上行。眼下市场再次预测，美联储将在面对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时，采取类似的降息回应。

批评美联储的声音长期被边缘化，往往被归为支持金本位、干预央行独立性的“怪论”。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应当用于抵御政治干扰，从而在必要时做出不受欢迎但正确的决定。如果它连续多年未能达成目标，就应为此承担责任。当前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顶住特朗普推动降息的压力，重新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继续被高物价所困扰。民调显示，通胀仍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而对美联储的信任正在快速下滑。鲍威尔本人上周也承认，通胀预期可能正变得根深蒂固。在多年失误之后，若美联储再度把关税带来的通胀归咎为“暂时性”，并转而放松政策刺激经济，那将是一次危险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