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肩负着两项时而冲突的使命：抑制通胀与支持就业市场。其主要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调控——当通胀过热时加息抑制需求，当就业市场疲软时降息刺激借贷与消费，从而带动招聘。

过去两年间，联邦基金利率始终维持在4%以上以遏制物价上涨。出乎多数预测者意料，美联储在未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一目标，并已开始降息以求实现软着陆。

然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改变了局面。

美联储此刻面临的困境在多方面堪称史无前例。一方面，随着职位空缺减少、小企业报告销售放缓及招聘意愿下降，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就业市场将继续走弱。例如，文艺复兴宏观研究经济学家尼尔·杜塔（Neil Dutta）的图表显示，小企业销售疲软与失业率上升存在密切关联。

通常情况下，就业市场放缓不会伴随通胀威胁，美联储可放心降息。但关税政策使局势复杂化——若美联储过早降息，可能如同往已被关税点燃的火堆上浇汽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联储前副理事加农，以及1975-2018年担任里士满联储研究员的赫策尔均指出，由于企业在2024年末至2025年初囤积库存，特朗普关税尚未明显传导至消费价格。但随着库存见底、关税侵蚀利润，企业终将被迫涨价。

“他们迟早要提高售价，”赫策尔表示，“这种传导总会滞后，因为没人愿当涨价先锋而失去客户。”

加农分析称，若美联储过早行动，可能导致消费者通胀预期失控，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通胀预期会直接推高实际通胀——当人们预期他人将涨价时，自己会更快提价，工人也会更快要求加薪。所以必须阻止这种螺旋启动。”

赫策尔警告，若选择另一条路——通过加息压制通胀，同样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债券利率飙升或将触发“金融恐慌”。

“美联储已被逼入死角，”赫策尔坦言。

加农指出，鲍威尔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1930年代《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Act）时期以来首见，但关键区别在于当时经济正从大萧条中复苏，通胀压力并非主要担忧。

尽管当前环境难寻先例，但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关税驱动的通胀可能类似石油危机时的价格波动——即一次性上涨后趋于平稳。然而这种判断的风险在于，美联储可能重蹈覆辙让通胀预期脱锚。考虑到疫情后通胀飙升的记忆犹新（美联储曾误判其为“暂时现象”），这种风险尤为严峻。

“问题在于我们刚经历一轮他们认定是暂时、实则持久的大通胀，”加农说，“现在民众对涨价更敏感，可能认为未来两三年又会迎来通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