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兼安联首席经济顾问Mohamed El - Erian撰文称，当鲍威尔在2026年5月结束其美联储主席任期时，这家央行的声誉将已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而其脆弱性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任何仔细观察者都能看出这种“制度性衰退”。即使抛开美联储政治独立性受损的风险加剧不谈，人们也无法忽视其在价格稳定和最大化就业双重使命上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但任期即将届满的鲍威尔不应只哀叹导致这家全球最重要央行声誉受损的境况，而应聚焦于竭尽全力为继任者改善局面。

要理解美联储处境之恶劣，只需阅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他被广泛视为特朗普政府中鲍威尔最亲密的盟友。在列举美联储多项失误后，贝森特呼吁“对包括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和研究在内的整个机构进行诚实、独立、无党派的全面审查”。

这份清单可谓详尽。他更通过社交媒体加大批评力度，指责美联储加剧不平等，并呼吁其降息。

这些言论既值得关注，又影响深远。不仅因为它们出自现任财长之口，更因其指控美国顶级金融机构存在广泛的能力缺陷与失败案例。

持悲观评估者并非只有贝森特。越来越多政界人士和官员正加入要求美联储改革的合唱，这些人并非全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但包括接替鲍威尔的主要候选人。

美联储改革确有必要。为了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利益，改革不应拖延至领导层更迭之后。鲍威尔应立即回应改革呼声，即便短期内难以修正重大政策失误。

毕竟，鉴于年度物价涨幅已连续五年高于2%的目标，鲍威尔极大概率无法在未来几个月内实现美联储双重使命中的通胀目标。此外，经济也可能正在偏离就业使命——多项指标（包括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报告和数据修正）均指向劳动力市场疲软，而历史证据表明此类趋势会以非线性方式加速恶化。

鲍威尔也难以消除市场对金融领域过度风险承担的日益担忧。就在本周，传统“风险偏好”与“风险规避”资产罕见地同时创下历史新高：美股与黄金齐涨，信用利差异常收窄，彭博债券指数更从2022年低点大幅反弹进入“牛市区间”。

这种反常组合是预警信号，不仅对于专注于维护金融稳定（美联储第三项较隐性的目标）的美联储官员如此。此类趋势更指向初现的结构性变化——包括各国央行对持有美元和美债信心动摇，若持续下去可能削弱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吸引力。

尽管鲍威尔在离任前极不可能实现通胀或就业目标，但他能够且应当着力解决其他对经济同等重要的问题。当前各界已形成广泛共识：必须通过改革提升美联储效能并挽救其公信力。改革迫在眉睫，因美联储正在敲定其周期性货币政策框架评估，而从上月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的温和开场判断，本次评估可能重蹈2020年评估沦为纸上谈兵的覆辙。

任期进入倒计时的鲍威尔正迎来帮助美联储扭转航向的独特机会。央行问题丛生：从文化缺陷、问责缺失到沟通失误，从拒绝承认历史错误、目标设定失当到群体思维僵化。所幸其他央行的众多案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范本。

对此，多位评论人士已提出具体补救措施。例如，由备受尊崇的前政策制定者组成的30人小组（G30）近期发布了包含改革建议的全面路线图。

数月前，笔者曾提出一条鲍威尔本可选择的路径，以规避当前针对整个美联储系统（包括地区联储）的政治攻击。他未能采取行动，而攻击已愈演愈烈。随着美联储各项使命均面临失守风险，鲍威尔的持续不作为将使该机构遭受更重创伤。

过去三个月对美联储已产生重大影响，而未来数月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