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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或许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但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指出，它们实质上已成为对企业的一项征税——迄今为止，这更像是一项“资本税”。
根据迈克尔·加彭（Michael Gapen）周一的分析，特朗普大力鼓吹的、旨在提振美国产业的关税，正显现为对企业的一项实质性税收，给企业利润、劳动力市场和价格带来压力。
加彭的团队指出，在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公司大体上吸收了不断升级的关税成本，它们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利润率来抵消非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非直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与2021年和2022年观察到的趋势截然不同。
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扩大了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仅在七月份就征收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报告称，关税收入在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前可能为政府带来1.3万亿美元的新收入。在2025财年，关税收入占联邦总收入的份额已经翻倍，达到2.7%。加彭的团队总结道，迄今为止，这发挥着资本税的作用。
加彭正在努力解决一个困扰着许多经济学家的谜团：为何2025年强劲的经济在感受上却并非如此？他认为，这“可以通过企业部门吸收了关税的初始成本，并降低了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利润率，而非提高价格来解释”。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夫·索南菲尔德为《财富》杂志撰文称，首席执行官们私下里抱怨了数月，并得出结论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纯粹是“对商业不利的”。
如果加彭的论点正确，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入门级工人招聘市场的疲软。简而言之，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股市屡创新高之际，经济的内部却因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而经历着严重的消化不良。这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称的“低招聘、低解雇”经济，加彭认为，这是因为特朗普实施了一项巨大的、隐秘的新公司税。
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企业通过减少招聘来应对关税带来的更高成本冲击。调查表明，虽然大约三分之二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尚未提价，但许多企业计划这样做，这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将出现通胀压力。利润率下降是单位非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直接副产品——具体而言，是生产和进口税收的增加，其中包括非金融部门支付的关税。
这种对关税费用的吸收导致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经济分化：消费者支出的稳健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明显放缓形成鲜明对比。在没有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家庭购买力得以维持，但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已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公司迄今为止保护了消费者，使其免受这些成本的直接冲击，但风险依然存在。学术研究驳斥了出口商通过价格折扣大幅吸收美国关税的说法。相反，美国公司正在承担主要冲击，有效关税率在最近几轮加税后已达到16%，财政部收到的关税和消费税存款也攀升至创纪录水平。
与早些年相比，反差是鲜明的。在2021年和2022年，当供应链中断、生产成本飙升时，企业通过提高价格并反常地提高了利润率来应对。然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司正在内部管理成本，接受更低的利润率，并避免立即涨价。
展望未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警告称，如果公司不能或不愿将更多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可能会随之出现盈利预警、更严格的成本控制，甚至股市调整。这是美联储的一个核心关切。另一方面，如果出现未曾预料的生产率增长，利润率可能会反弹，而不会削弱劳动力市场。
调查数据强调，关税的传导过程尚未结束。里士满联储的一项调查发现，约25%受影响的公司打算提价，而介于40%至50%之间的公司已经提价并计划进一步上涨。近几个月来，受关税影响的消费品价格出现了可观察到的上涨。
在实际影响上，这种效应是累退的。耶鲁预算实验室估计，关税使收入次低阶层的家庭每年花费约1700美元，而对收入最高十分之一的家庭来说，这一数字跃升至8100美元。国家安全专家也警告称，硬件和组件成本的上升可能削弱美国的军事准备状态。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度被描绘成工业复兴之路——在短期内，正在提高非劳动力成本并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有效关税率接近历史高点的情况下，公司被迫在定价、雇佣和盈利能力方面做出艰难抉择。
这些压力最终是会通过更高的消费者价格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还是继续拖累企业投资和招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财富》杂志特约编辑肖恩·塔利（Shawn Tully）和Johns Hopkins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在八月份就警告称，特朗普的关税实际上始终是一种伪装下的税收：“一项将阻碍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型全国性销售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