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刚开年，西方阵营内部便上演了一出震惊世界的戏码。围绕格陵兰岛的归属问题，美国和欧洲从幕后争执走向公开对抗，动作之快、力度之狠，彻底撕下了跨大西洋联盟“团结一致”的面纱。
这场风暴的导火索看似微不足道——欧洲八国在格陵兰岛举行了一场代号“北极耐力”的联合军演，总人数不过40人，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然而，美国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美国北极战略的公开挑战。
1月17日，美国白宫宣布，将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八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6月1日起将税率提高至25%。条件只有一个：这些国家必须同意美国“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
更令人瞠目的是，华盛顿为这一赤裸裸的胁迫披上了“战略外衣”——声称美国为购岛“努力了150多年”，历任总统均告失败，如今必须以“保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为由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美方甚至暗示不排除动用武力，迫使丹麦向格陵兰岛增兵以防不测。
欧洲的反应可以用“集体震惊”来形容。从哥本哈根到柏林，从巴黎到伦敦，各国政要纷纷发表声明谴责。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硬表态：“我们不会被勒索。”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直言美方政策“令人意外”，国防大臣波尔森更强调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与丹麦及格陵兰岛人民团结一致。
然而，在一片谴责声中，欧洲的尴尬处境暴露无遗。
第一，声音响亮，行动乏力。尽管欧盟威胁动用“反胁迫工具”、考虑对930亿欧元输欧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但内部协调困难重重。启动反制需要欧盟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而各国对美立场长期存在分歧。欧洲议会紧急暂停审批美欧贸易协议，但这更多是象征姿态。
第二，安全依赖束缚手脚。欧洲在安全上仍严重依赖北约体系，而美国是北约主导者。这种结构性依赖使欧洲在面对美国胁迫时难以彻底翻脸。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回应颇具代表性：他一面批评美方举措“完全错误”，一面又把话题拉回“北约安全”，试图在谴责与维持同盟关系间寻找平衡。
第三，民意压力与政治现实冲突。欧洲多国爆发抗议活动，民众反对将格陵兰岛作为交易筹码。但这种民意压力并未转化为一致强硬的对美政策，反而凸显了欧洲领导人在对美关系上的进退两难。
在这场博弈中，欧洲陷入了双重困境。
对内层面，团结神话破灭。欧洲一直自诩为“规范性力量”，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当美国公然以经济胁迫谋取他国领土时，欧洲的回应却暴露了其内部协调的脆弱性。德国《明镜》周刊直言：欧洲的“绥靖政策”时代或将结束，但关键在于法、德、英等主要国家能否真正协调一致。
对外层面，战略自主成空谈。欧洲近年来大力推动“战略自主”，试图减少对美依赖。
然而，格陵兰岛事件表明，一旦美国动用经济和安全杠杆，欧洲仍难以摆脱被动应对的困境。布鲁盖尔研究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此举“彻底葬送了美欧贸易协定”，并将关税武器化推向了新高度。
更讽刺的是，一些欧洲政客在应对危机时，仍不忘把话题引向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强调所谓“外部受益者”。这种习惯性甩锅，恰恰暴露了欧洲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场美欧直接碰撞中，一个低调的受益者正在浮现——加拿大。
地理位置使加拿大同样是北极重要国家，对北极航道和资源拥有长期布局。
政治上，加拿大与丹麦、欧洲国家关系稳定，没有卷入这场对抗。经济上，加拿大可以在美欧摩擦中承接部分贸易转移和能源合作。
最重要的是，加拿大保持了清醒的中立姿态。既不追随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冒进，也没有站到欧洲最前线对抗华盛顿。结果就是：风险由他人承担，战略筹码却向渥太华悄然倾斜。
格陵兰岛之争绝非一时风波，它暴露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层次裂痕。
第一，盟友关系的工具化。美国直接将关税作为领土交易的筹码，打破了盟友间的基本信任。这暴露了华盛顿的执政逻辑——“权力和筹码才是王道”。
第二，国际规则的虚无化。联合国已明确警告，单方面改变格陵兰地位违反国际法。但美国的行为表明，在强权逻辑面前，国际规则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欧洲地位的边缘化。欧洲既无法以强硬反制捍卫盟友，又难以在妥协中维护尊严，这种尴尬处境进一步削弱了其全球影响力。
格陵兰岛争端表面上是关于一块冰封之地的归属，实则是大国博弈在北极舞台的集中爆发。
美国看中的是格陵兰的战略位置、稀土资源和军事价值；欧洲坚守的是主权原则和联盟尊严；而格陵兰岛民自身的意愿，在强权博弈中显得微不足道。
这场冲突最残酷的启示在于：在地缘政治的冰冷逻辑中，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只要筹码足够大，连国家主权也可以成为谈判桌上的价码。
欧洲的困境在于，它既不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交易，又缺乏拒绝的实力和团结。当美国撕下“盟友优先”的伪装，欧洲才发现自己手中可打的牌如此有限。
格陵兰岛的冰层之下，暗流早已涌动。而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或许比北极的冰川融化得更快、更彻底。
欧洲这次里外输了个精光，不仅输在了现实博弈中，更输在了对“西方团结”的最后幻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