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飙升正在迅速传导至美国经济各个层面，而围绕伊朗冲突的财政与金融影响，被认为可能远超表面可见的成本。
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战争开支约为290亿美元，但有观点认为，这只是整体负担的一小部分。Cato Institute预算与福利政策分析师多米尼克·莱特（Dominik Lett）指出，随着额外支出与融资成本累积，总财政成本“很容易超过3000亿美元”。
油价的变化是最直接的传导渠道。数据显示，2月初WTI原油期货价格约为每桶65美元，而到5月12日已升至100美元以上，涨幅约54%。
这一变化迅速反映在终端消费上。美国汽油价格在冲突前约为每加仑2.80美元，目前已超过4.50美元。根据NPR、PBS News与Marist联合民调，80%的美国人表示油价正在对家庭预算造成压力。
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整体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也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能源成本不仅体现在加油支出，还渗透至食品生产、制造业、运输、航空和电力等多个环节。任何需要种植、运输或加工的商品都离不开能源投入，因此短时间内超过50%的能源涨幅，会在整个消费体系中扩散，抬升核心通胀并压缩家庭可支配空间。
与短期价格冲击相比，长期财政影响被认为更具持续性。五角大楼已在3月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的额外战争拨款，同时政府提出2027财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增加约4400亿美元。
美国政府解释称，新增支出部分用于补充武器库存。自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已消耗约一半的“萨德”与“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这类导弹单价高昂且生产周期较长，补充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这些支出叠加在本已承压的财政状况之上。当前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规模已超过全年经济总量，并预计将在本十年末超过二战时期峰值。上一财年净利息支出已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基础国防预算。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未来赤字将维持在2万亿美元规模并继续扩大，这一预测尚未计入中东冲突延长或国防支出大幅上升的情形。
莱特指出，当债务增长快于经济时，市场通常预期三种结果：加税、削减支出或通过通胀稀释债务价值。其中通胀往往是政治阻力最小的路径，也是历史上更常被选择的方式。
他以新冠疫情后的通胀为例指出，当时供应链受扰、财政大规模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叠加，导致需求超过供给，最终推高价格与利率。
财政扩张还会通过利率渠道影响家庭支出。随着国债发行增加，收益率上升，进而推高抵押贷款、企业贷款、汽车贷款及信用卡利率。
与此同时，高债务水平还可能抑制私人投资。当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超过约80%时，私人资本被挤出，工资增长随之放缓。
在莱特看来，工资增长减弱与物价持续高位将对家庭实际收入形成双向挤压。
莱特认为，降低能源成本的最直接方式，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降级。他指出，如果美国选择缓和与伊朗的对抗，航道恢复将“可以迅速实现”。
从更长期看，他主张国会恢复财政约束，包括设定支出上限、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扩张，并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进行改革，因为这两项支出构成长期赤字的主要来源。
不过，冲突的最终成本仍取决于持续时间和强度。停火协议可能维持，能源价格也可能回落，国会也可能拒绝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他同时提醒，历史经验显示风险不容忽视。以“9·11”事件后的中东战争为例，总财政成本据估计超过8万亿美元。如果当前冲突延续甚至升级，其财政与金融影响也将同步扩大，并进一步传导至美国家庭支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