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宣誓就职时，沃什提及39年前同样在此履新的格林斯潘，并表示对方是“第一位向我展示这一职位所需承担的责任”的人。上任一个月内，他已开始重塑美联储内部运作框架，宣布设立五个专项小组，分别审视沟通策略及经济数据来源等议题。
《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记者、“美联储传声筒”Nick Timiraos撰文称，支持者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提升政策可信度。尽管外界普遍将其方向视为回归格林斯潘时代，但其中不少机制正是当年由格林斯潘参与建立，如今却成为调整对象。
在数据使用方面，沃什提出将评估新的信息来源，并对方法进行调整，以获取更具“可操作性”的经济指标。这一思路与格林斯潘当年的做法相似——后者曾以整合复杂且非常规数据参与政策讨论而著称。
曾任美联储研究部主任（2011年至2018年）的戴维·威尔科克斯（David Wilcox）对此表示担忧。他指出，尽管引入新数据可能提升判断的及时性，但由于官方统计体系独立于美联储之外，若央行直接参与衡量标准设计，可能引发外界对其动机的质疑。
威尔科克斯目前任职于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他强调：“美联储直接参与设计用于评估其货币政策目标执行情况的衡量标准，将带来极大的问题。”
历史上，格林斯潘也曾推动指标调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通胀降至低位时，他向国会指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高估通胀，随后美联储逐步转向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作为主要参考指标。不过，当时通胀处于下行阶段，使这一调整未被视为政策动机驱动；而当前通胀仍具黏性，沃什面临更大的政策压力。
在信息传递方面，沃什正减少政策指引的透明度。他不再提供详细的经济前景说明，也收回关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前瞻性指引，同时避免解释新数据将如何影响利率决策，即不再明确阐述所谓的政策“反应函数”。
这一方向被部分人士认可，认为有助于防止市场过度依赖预期路径，但也引发质疑。曾任纽约联储主席（2009年至2018年）的威廉·杜德利（William Dudley）指出，市场对政策反应的预判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他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模糊你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
由于沟通减少，市场开始通过间接信息推测政策走向。例如，交易员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利率预期（其中约一半预计年内加息一次）与沃什关于“将实现价格稳定”的表述结合起来，作为押注今夏启动加息的依据，而他在表述中未提及就业目标。
在委员会运作方面，沃什提出希望强化内部讨论的开放性，允许“良好的家庭内部争论”。本月会议中，政策制定者仅收到一份方案，与以往形成对比。
杜克大学学者、曾任美联储经济学家的艾伦·米德（Ellen Meade）指出，在格林斯潘时期，尽管形式上存在多方案供选择，但主席通常能够主导决策方向。彼时，每次会议前都会提供三种政策选项：中间方案代表主席立场，两侧分别为更宽松或更紧缩的替代路径。
米德表示，尽管替代方案鲜少被采纳，但其存在让不同立场的成员感到意见被纳入考量，同时也为应对经济变化提供预案。
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确立的关键原则之一，是维持央行对政治权力的独立性。1992年大选前，他未响应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要求进一步降息的压力，此举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信任。
相比之下，沃什由一位公开主张宽松政策的总统提名，并以较小优势获得参议院确认，这一背景曾引发对其独立性的质疑。不过，从其首次主持会议后的市场反应来看，加息预期反而上升，相关担忧有所缓解。
曾为三任美联储主席提供建议的乔恩·福斯特（Jon Faust）指出，当前委员会在通胀问题上的立场可能比此前几届更趋鹰派。他在沃什首次新闻发布会后评价称：“如果你此前抱有‘提线木偶’的担忧，那么现在这些担忧应该基本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