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个“美国就业计划”及一个“美国家庭计划”，并至少需要4万亿美元额外税收来支撑它们。与在2020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11日间相继颁布的六个疫情相关财政计划不同，这些新支出计划并不是为了提供即时的经济刺激。

由于它们都是更关注供给侧的社会性和再分配性计划，所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来筹措资金，而在不存在这类抵消性削减的情况下，加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如果今年3月颁布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最终无法单纯通过增加赤字来完全覆盖，那么政府的收支缺口最终可能会大大超过4万亿美元，意味着拜登政府或许得再增加一万亿美元税收目标。但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个，暂时依据当前的目标讨论一下如何才能筹集到4万亿美元。

美国就业计划是一个为期八年的支出和税收优惠计划，需要动用2.25万亿美元的新税收资金，而仍在酝酿的美国家庭计划预计与前者规模相近。

这两个方案所需的额外支出将在十年内落实，也就是每年得多收4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负担很可能不仅落在富人身上，还会触及中产阶级的钱包。

而拜登政府对此的解决方案则是与美国就业计划一起公布的“美国制造税收计划”，只是后者不是太符合情理。为了能在未来15年内筹集到2.5万亿美元，拜登和他的顾问们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企业税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同时对美国企业的全球收入征收最低21%的税，还有对“账面收入”（向投资者报告的利润，通常与用于计算纳税义务的利润有很大不同）征收最低15%的税，并采取各种措施阻止美国企业向国外迁移避税。

尽管存在上述规定，但事实证明跨国企业非常善于将自身活动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税收竞争火上浇油。（用GDP加权计算的）全球企业税率正是这样从1980年的46.5%下降到了2020年的25.9%——其中税率最高的主要是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因此拜登的计划必须依赖大规模国际合作，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也适时提出了一项适用于跨国公司（无论其总部设在何处）的国际企业税。

但这种协调性政策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毕竟连欧盟也没法协调其成员国的税收比率——德国和法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29.9%和32%，而爱尔兰仅为12.5%。

拜登政府坚称其提议的企业加税方案将在15年内从企业海外利润中额外增收2万亿美元，或在10年内增缴1.33万亿美元。但这个估算似乎有点乐观了，2017年时美国的企业税率是35%，企业税收入为2970亿美元，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税制改革将税率降至21%之后，这一收入降至2300亿美元。

如果要让拜登的计算成为现实，企业税收入得增加133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合共约3630亿美元。

此外，即便能如愿征缴到那么多的企业税收入，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更高的企业税往往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下降，从而降低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工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界一致认定中长期的企业税其实是对劳动者的隐性征税。只要它们扭曲了投资决策，那就被认为比明确的工资税更具破坏性，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它们应该被废除。

而即便拜登政府能实现其企业税收目标，十年后仍会出现2.67万亿美元的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就要增加年收入超40万美元者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考虑到那些年收入40万美元者位处于所有收入者的前1%~2%之间，试问这能每年额外带来2670亿美元吗？

2021年的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估计为1.93万亿美元。2015年时前1%的人收入约占所有收入的21%，同时支付了约39%的总所得税收入；前2%的人收入约占所有收入的26%，支付了约47%的总所得税收入。

如果支付份额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2021年那前1%的人将支付约7730亿美元，而前2%的人将支付约9080亿美元。根据我们的粗略计算，前1%的人需要多付35%税款才能达到拜登政府的收入目标；同理，前2%的人的纳税额也需要在未来十年内每年增长29%。

但持续从富人那里多收约1/3的税款绝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收入目标很可能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税基而不仅仅是对富人加税。在美国之外这一般是通过提高增值税率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基础广泛、极少豁免且由所​​有消费者共同承担的单一税率间接税。

虽然增值税式的税收无法服务于拜登的分配目标（还可能会遇到宪法障碍），但它至少可以实现他的收入目标。

但就目前而言，眼下这几个增加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提案不太可能为拜登的疫情后财政计划提供全部资金，因此一个税基扩大计划的出台似乎势在必行。

本文来自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