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付鹏的财经世界

居民部门的信贷按照授信和使用方式来分，可以具体分为循环类信贷和非循环类信贷，中国、美国的银行都有采用此分类方式。循环贷是将资产抵押给银行后获得的一定贷款额度，在抵押期限内可以分次提款、循环使用，不超过可用额度就不用专门再次审批，因此循环贷如同申请了一张大信用卡，具体包含了消费贷、车贷、学生贷等。

非循环贷在申请后只能提取一次贷款额度，若是想要再次借款就只能重新向贷款机构提出申请，最主要的非循环贷就是房贷，在一次性向银行申请大额支出后并不能随还随借、反复支用。那么简化来看，在居民部门的信贷当中，非循环贷即房贷，循环贷就是大消费类贷款。

在金融危机前，可以看到循环贷款、非循环贷款几乎是同步的，从银行角度出发，消费贷发放的基础是经济的正向反馈带来的居民部门收入增长，银行对居民部门抵押品的评估也正基于此。

因此，银行对大部分资产、抵押品的评估实际是对未来收入增长的评估，收入增速高，银行放贷意愿强，与消费需求匹配即转化为银行循环类贷款的增强。小布什时代的“全民买房美国梦”让居民都参与增加了债务和杠杆，但收入增速无法与其债务增速匹配，外加金融衍生品的混乱和嵌套隐藏了风险，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用于消费的分期循环类贷款增速有大幅下降，其中由两部分因素组成。第一方面，银行率先评估了经济情况，随着居民部门收入下降，银行为控制风险主动收紧了贷款授信，如同经济情况差的时候，个人花呗额度的增长会减少，甚至是会出现偿还完花呗后，下调花呗的额度。对于银行来讲，由于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收紧循环贷款规模是一种防御风险的表现。第二方面则是部分居民为降低家庭杠杆，主动选择了偿还贷款，消耗了居民部门的存量资源。

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纷纷放水，但居民部门依旧处于循环类贷款压缩状态，居民部门消费以及银行对其抵押品的评估都处于收紧时期，侧面助涨了贫富分化。

危机后的放水让资金成本被压低，但大部分中低收入居民因抵押品不足、收入下降导致的信用评估被压缩而无法享受到低息资金；相反，高收入人群能有更好的信用和抵押品而获得更高的贷款，因而利用更低成本的负债购买了更多的金融性资产和房产。

由于收入受影响、主动降杠杆、银行紧信用，分期循环贷款在金融危机后恢复非常缓慢，直到2012年，消费贷才恢复转正。到2014、2015年，同比增速才恢复2%左右的水平，只有这些中底层居民的劳动收入（这个阶层唯一的未来现金流增速作为抵押品）恢复到一定的增速，对应的非循环贷款的增速才会整体恢复，而这个时间段是正是美国失业率下降、就业数据好转、收入恢复，处于美联储加息前的时刻，即就业恢复-中底层收入增长恢复-针对此部分人群的循环贷恢复-货币政策恢复是一体化出现的。

但美联储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宽松时间过长推高了资产价格，而居民部门就业的恢复是让其退出了宽松，但之后资产由富人换手，被推高的资产价格只能由穷人加大债务杠杆来承担，因此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无法下降，抑制了整体需求和通胀，这也是金融危机后利率和长期通胀越来越低的原因，长期的经济增长被富者制衡和侵蚀。

疫情后的当下与上一轮危机后有所相同。进入2021年，美国居民部门的循环贷款同比负增长逐渐收窄，至6月底同比已接近回正，说明美国居民开始陆续出门工作，未来居民就业恢复后，循环贷款增速将快速恢复，因为没有了财政现金补贴，收入的水平不足以支撑其消费水平，只要银行逐渐放松循环贷款额度，贷款增速会迅速上升。

而自2020年底开始，大比例是房贷的非循环贷款就重新恢复增长加速态势，意味着就是原本在疫情期间的2020年，美国的非循环贷款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增速只是从5%降低到了4%，而仅仅在半年的时间里，非循环贷款的增速又再次的回到了5%以上。

从循环贷、非循环贷的绝对数据上看，疫情期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美国财政部对于美国居民部门的现金发放，一部分用于日常的消费开支、耐用品的购买以外，另外一部分用于了偿还各类分期付款的贷款，二者叠加出现了循环类分期贷款的断崖下降。但其与非循环类贷款的劈叉触目惊心，疫情并没有影响金融资产，而主要为房贷的非循环贷越来越高，其含义即拥有资产、抵押品的高收入群体，和资产、抵押品不足的低收入群体的分化的加剧。

与金融危机后一样，充裕的流动性、过剩的资金、不同的信用，让富人阶级在危机期间就买房买资产，即便是疫情后恢复，有资产的收入群体的资产，变成了没资产居民部门的负债，而收入增速的放缓，反过来会侵蚀未来收入中用于消费的规模，整体的需求和通胀根本无法抬升，因此目前美联储面临的分化比上一轮更加严重，恢复的K型、经济社会的K型让美联储施政愈发困难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