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撰文分析道，如果美国当选总统成功消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迈阿密和曼哈顿的房地产价格将暴跌，政府债务的偿还成本将飙升，道琼斯指数也会大幅下跌。

从他的第一个任期开始，特朗普就一直坚定地致力于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但瓦鲁法基斯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深蒂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这种逆差已经深深嵌入美国经济结构之中，不仅超出了新政府的能力范围，也违背了其核心目标。

根据瓦鲁法基斯的观点，特朗普手上有两大“重型武器”可以用来对抗贸易逆差：一是传统的进口关税，二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允许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实施保护主义的国家或经济体采取报复性措施。例如，欧盟对所有进口汽车统一征收10%的特别关税，并采取其他行政限制措施，同时在美欧汽车贸易中保持巨大顺差。

然而，瓦鲁法基斯认为，无论是关税还是第232条的措施，都无法可靠地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为什么呢？假设特朗普果真在上任第一天便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加征关税，并实施其他限制进口的惩罚性措施。毫无疑问，这些措施会减少进口，但美国的出口也会大幅减少。

关税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反映了美元的国际角色。即使其它国家的人不想购买任何美国公司的商品，他们也希望持有美元。如果特朗普将关税提高到他认为足以遏制中欧进口，并增强政府收入（从而减少国内税收）的水平，货币市场必然会推动美元升值。如果再实施国内减税，美元甚至可能大幅升值。因此，即便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能够减少进口，美元的走强也会抵消这一趋势，反而推动进口增加，同时削弱美国的出口能力。最终，美国的贸易逆差将基本保持不变。

接下来是特朗普新政府的目标。瓦鲁法基斯假设了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形：特朗普的措施成功消除了或大幅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他将面临个人和政治上的“滑铁卢”。尽管工人阶级选民助他赢得了这次胜利，但特朗普真正“效忠”的人群是金融家和房地产开发商。让他们满意是特朗普的使命所在。而问题就在这里：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将摧毁这些人的财富。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瓦鲁法基斯指出，二战后，美国通过“美元化”欧洲和日本（从而让其盟友购买美国的出口产品）保持了贸易顺差。这一过程通过援助（如马歇尔计划）、贷款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欧洲货币、日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汇率得以实现。

只要美国维持贸易顺差，这个体系就能顺利运转。随着欧洲和日本从美国企业购买汽车、家电和电脑，美国输出的美元逐渐回流，这让美国的顺差循环得以持续。然而，到1971年，美国的贸易平衡转为赤字。作为一个净进口国，美国经济向欧洲和日本输出了越来越多的美元。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在越南战争上的巨额开支，也导致大量美元流向东南亚、日本甚至欧洲。简言之，大量美元在外国央行的金库中堆积起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美国承诺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美国黄金。然而，随着美元不断涌入非美国人手中，人们对美国履行这一承诺的信心开始动摇。最终，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金本位，彻底瓦解了战后固定汇率体系，导致美元大幅贬值，而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则大幅升值。

很快，欧洲和日本的央行陷入了两难境地。它们既不愿用积累的美元换取美国黄金，也不愿将这些美元换成德国马克或日元，以免汇率进一步升值，从而对其出口造成更大冲击。于是，这些央行将美元作为黄金储备的替代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其输送到华尔街，购买美国的债务、房地产以及美国政府允许外国人购买的股票。

瓦鲁法基斯说，这就是当今美国全球霸权本质上的“美妙悖论”：美国的贸易逆差为欧洲和亚洲资本家提供了对其净出口的需求，同时支撑了流入美国的资本，用于资助美国政府，并提振了美国金融家和开发商——也就是特朗普的“朋友们”。

因此，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消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迈阿密和纽约第五大道的房地产价格将暴跌，政府债务的偿还成本将急剧上升，道琼斯指数也将大幅下跌。瓦鲁法基斯说，或许，特朗普需要被提醒一句：最无情的神明，往往是那个实现了他最深切愿望的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