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就以不可预测和混乱的政策搅乱市场，其第二届任期似乎也将延续这种风格。然而，除了交易式的决策方式外，这位总统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呢？以下是《市场观察》（Marketwatch） 撰稿人Cam Hui的观点，他曾担任股票投资组合经理和卖方分析师。
特朗普意在消除全球化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朗普一直在哀叹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而贸易逆差也是他全球观的一个特别关注点。
如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2024年1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的报告，为这一宏大目标勾勒出了路线图。最近，彭博社与比安科研究公司（Bianco Research）的吉姆·比安科（Jim Bianco）合作的一档播客节目，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米兰提案的大致内容。
首要任务是减少美国联邦债务，或者至少改变其增长轨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队积累了大量债务，以此作为全球安全秩序的保障，而美国的盟友们则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搭便车”。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呼吁北约（NATO）盟友遵守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维持在2%的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这一目标提高到了GDP的5%。如果盟友们能够在自身国防上增加投入，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开支就可以减少，财政赤字也会随之下降。
其次，关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促使制造商将生产迁回美国，并且间接地削弱美元。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国的关注，也给贸易加权美元带来了下行压力，因为贸易加权美元中加元和墨西哥比索的权重较大。
美国还在实施一些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政策，例如减税、放松监管、财政整顿和降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作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关键指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措施包括严厉打击移民，采取更强硬的驱逐政策，让政府退出被认为非必要的职能领域，以及以财政整顿的名义减少对外援助和退出其他一些全球机构。
这些措施的综合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短期阵痛，长期受益”的理念。在这些政策的长期效益显现之前，将会有一个调整期。
特朗普回流政策的代价正更快地显现出来。这一情况始于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的演讲。万斯没有按照预期谈论欧洲安全框架，而是聚焦于欧洲的一些问题，比如罗马尼亚选举结果被废除以及欧洲的大规模移民问题。他还进一步宣称：“未来几年，欧洲大力加强自身国防建设是很重要的。”
这一信息以及随后美国向其盟友发出的可能撤回军事保护的信号，引发了强烈反应。德国即将上任的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制定了一项1万亿欧元的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计划，且该计划不受德国财政债务上限的限制。葡萄牙以美国政治不可靠为由，取消了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购买F-35战斗机的订单。
欧洲人已经看到了拜登政府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以及含有美国零部件的欧洲武器的限制，他们担心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会限制这些武器的使用，或者拒绝为出售给盟友的美国武器系统提供供应和支持。
《金融时报》报道称，欧盟的重新武装基金将美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公司排除在供应商之外。加拿大正在审查其对F-35战斗机的订单，并正在与欧洲供应商进行谈判。
美国国防出口制造业的复兴计划看来并不顺利。
更令人震惊的是，新加坡《独立报》报道了新加坡国防部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新加坡是亚洲最坚定的亲美盟友之一。他首先“引用了60多年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就职演说，其中他说‘一种残酷的暴政’不会取代殖民统治——‘这就是美国在我们地区存在的道德合法性’”。这位部长现在表示：“美国的形象已经从解放者变成了巨大的破坏者，再变成了一个收取租金的房东。”
他总结道：“如果美国拒绝保护全球公共利益，那么有谁，哪个国家、地区或集团能够介入，又能有多有效，可能会面临怎样的阻力呢？”
美国发出的“你们自求多福”的信息已经被清楚地接收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的激烈冲突引发了日本民众渴望让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强烈愿望。如果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也走上拥核道路，那也不足为奇，而这将在该地区造成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除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撤出，美国以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以及美国之音（VOA）和自由欧洲电台（RFE）等以新闻服务形式存在的软实力的撤出，也为中国等国家填补这一真空留下了机会。
美国无疑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可以利用其硬实力迫使个别国家屈服于它的意志。特朗普曾表达过他控制巴拿马运河、吞并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吸纳为美国第51个州以及将加沙地带改造成度假胜地的愿望。单独来看，这些威胁中的每一个都揭示了美国硬实力的不对称性。然而，综合来看，这些政策的总成本是相当可观的。
我无意评判特朗普回流政策的好坏。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迈克尔·森巴莱斯特（Michael Cembalest）最近说得很好：
“股市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能被起诉、逮捕或驱逐；它不能被恐吓、威胁或欺负；它没有性别、种族或宗教之分；它不能被解雇、停职或削减资金；它不会在下一次中期选举前面临党内初选；它也不能被没收、国有化或入侵。它是终极的投票机器，反映了盈利增长、稳定性、流动性、通货膨胀、税收和可预测的法治的前景。”
无论如何，投资者必须考虑特朗普举措的成本和收益，这些举措意味着一定的短期痛苦和不确定的长期收益。
在过去80年里，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为美国人带来了一系列好处，包括：无关税的全球化供应链对通胀的下行压力；经常账户盈余国家将美元回流到美国，从而使利率降低；外国人通过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来回收他们的贸易利润，从而使资产价格因较低的资本成本而上升。
美国从全球地缘政治领导地位上的退缩，削弱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及其作为储备货币的“过分特权”地位。要记住，欧洲银行在美国美元流动性中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08-2009年的大金融危机期间，它们在美国的子公司通过流动性互换从美联储获得了支持，如果这些便利措施被取消，全球金融稳定将受到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开始对美国国债的任何违约风险迹象进行定价，金融市场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
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开始沿着地缘政治的界限出现裂痕。各国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上的“三难选择”：在维持美元使用渠道、保持政策灵活性以及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这三者中选择两个。
此外，关闭移民大门剥夺了美国一个宝贵的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来源。《福布斯》（Forbes）在2011年报道称，财富500强公司中有40%是由移民或他们的子女创办的。仅移民限制这一项，从长远来看就可能对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
对美股市场演变的分析表明，这一市场的市值占比已从1900年的14.5%上升到2023年的60.5%。当你将潜在的要素生产率损失与美元主导地位的“过分特权” 带来的较低资本成本效应相结合时，随着美国从全球地缘政治领导地位上退缩，美股的优异表现也将消退。
任何对过去资产回报的历史研究，以及对诸如 “当___发生时市场发生了什么” 这类回报模式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变得毫无用处。长期图表只作为历史遗迹有点意思，不应该再用于投资规划。未来100年不会像过去100年那样。
除了长期影响之外，特朗普回流计划的短期实施风险也相当大。特朗普可能误判的一点是，美国净投资占GDP的-75%，这使美国面临外国抛售美国资产的风险。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抛售美国证券来反击关税，而不是让自己的货币贬值。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微弱，特朗普加速推进其计划中摆脱困境后促进增长阶段的能力也有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宣布，如果特朗普的关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和大规模驱逐移民等政策全面实施，美国经济将处于衰退观察期。该学院还补充道：“实施这些……引发的供应冲击，类似于导致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的一系列供应冲击……（但是如果）本届政府表达了控制美联储独立性的愿望……（并且）成功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就可能会导致利率过于宽松而无法抑制通胀，之后又过于紧缩而无法应对经济下滑，从而导致更长时期的低增长和高通胀，即滞胀。”
特朗普的关税制度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7年所告诫的：
“你看，一开始，当有人说‘我们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吧’时，看起来他们是在做爱国的事情，保护美国的产品和就业机会。有时在短期内，这似乎是有效的——但只是短期内有效。”
里根还补充道：“最终会发生的是：首先，国内产业开始依赖政府以高关税形式提供的保护。他们不再参与竞争，也不再进行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所需的创新管理和技术变革。然后，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高关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外国的报复，并引发激烈的贸易战。结果是关税越来越多，贸易壁垒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少。所以，很快，由于关税人为地抬高了价格，补贴了低效率和糟糕的管理，人们就不再购买这些产品了。”
里根总结道：“然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市场萎缩并崩溃；企业和产业关闭；数百万人失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