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 Hanke）与该校应用经济学研究所学者卡莱布·霍夫曼（Caleb Hofmann）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消除美国贸易逆差列为核心经济政策目标，这一决策从根本上误判了经济逻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贸易逆差规模本就不应被视为政策调控对象。
以“对抗贸易逆差”为名实施的关税政策，实则建立在双重认知谬误之上。两周前汉克已指出：美国贸易逆差本质是内生动能所致，而美元特权赋予的廉价资本获取能力，更使其持续存在成为必然。如今，基于错误理论推出的关税措施（且威胁进一步加码），正在侵蚀美国两项关键经济优势：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账户盈余。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对这些顺差始终讳莫如深。
美国政府刻意淡化服务业的亮眼表现：2023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约7500亿美元，出口超1万亿美元，实现2500亿美元顺差；2024年顺差逼近3000亿美元；2025年前两月已达500亿美元，全年3000亿顺差几无悬念。其中金融服务业贡献最大——2024年单行业创造1300亿美元顺差。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与花旗集团包揽全球投行业务收入前五，正是这些机构通过为跨国企业提供并购咨询、融资服务持续赚取巨额佣金。
但关税引发的市场不确定性正在摧毁这一优势。并购与融资咨询市场本就如“固定大小的蛋糕”，当收益预期因政策动荡变得模糊，企业将推迟长期决策。市场已看到连锁反应：自4月2日白宫宣布新关税政策后，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帝亚吉欧（Diageo）、罗技（Logitech）等企业集体停止发布业绩前瞻，并购市场更陷入“急冻”状态。
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断言：“贸易逆差实为资本盈余”。这揭示了经济学的铁律：经常账户逆差必然对应金融账户盈余。自1982年以来，美国几乎每季度都保持资本净流入——当外国资本购买美债、股票等资产的规模超过美国对外投资时，便形成这种特殊“盈余”。
然而关税正在瓦解这一机制。任何削减双边失衡的政策都将压缩贸易总量、损害各国福祉。当前美国增长预期下调已引发针对性报复：更多美企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欧盟威胁加强科技监管，导致美股对外资吸引力下降。更严重的是，美债市场利率波动削弱其避险属性，9万亿美元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对国际投资者的魅力正在减退。
汉克和霍夫曼支出，特朗普试图用关税终结贸易逆差纯属徒劳——唯有平衡联邦与地方政府赤字，使储蓄与投资水平匹配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如今关税非但无法缩小逆差，反令美国两大经济支柱岌岌可危。在这场贸易冲突中，美国的任何“胜利”都将是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