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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预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的政策委员会将在周五把短期利率上调至0.75%，这将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持有这一预期的人甚至包括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她在今年10月上任时，曾决心阻止日本央行紧缩政策。她的整个经济计划——被称为“早苗经济学”——完全依赖于超低利率、日元疲软，当然，还有更多的赤字支出。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月，“债券义警”（Bond Vigilantes，指通过抛售债券来抗议政策的投资者）发起反击，将债券收益率推高至18年来的高点。市场都在议论日本即将迎来“特拉斯时刻”（Liz Truss moment，指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因激进政策引发的市场崩盘）。面对压力，高市不得不妥协，为日本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25个基点让路。

然而， 亚洲问题专栏作家William Pesek认为，这次加息极有可能是央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紧缩行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日本央行在周五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降息，而非加息。如果你对此感到不以为然，请记住这个名字：福井俊彦（Toshihiko Fukui）。

福井俊彦是上一位处于植田如今这种两难境地的日本央行行长。在2003年至2007年间，福井领导下的日本央行结束了量化宽松（QE），并将基准利率最高上调至0.5%。然而，经历了一次温和的衰退和随后的“雷曼冲击”，日本央行又被迫退回到了零利率。

当2008年新任央行行长上任时，第一件事就是重启量化宽松。这台“世界上最大的自动取款机（ATM）”重新开张了。当黑田东彦于2013年接手日本央行时，他更是打造了一台更大的“免费印钞机”，并把马力开到了最大。

在植田于2023年上任前的十年里，日本央行垄断了日本国债市场，以至于某些日子里甚至没有债券交易。日本央行成为了东京股市遥遥领先的最大持有者。到了2018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甚至超过了日本4.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这在七国集团（G7）经济体中尚属首例。

Pesek指出，植田掌舵央行的982天里，一直在玩着历史上最危险的“叠叠乐（Jenga）”游戏。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这里抽出一块积木（比如削减债券购买），那里抽出一块（比如减少央行持有的巨额ETF），只希望整座金融大厦不要轰然倒塌。

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对许多人来说，太慢了。

事实上，植田未能在2023年收紧政策，也未能在2024年进行更多加息，这确实是失误。但这一局的死棋是黑田东彦留下的。

Pesek说：“你会以为，那个炮制了史上最大‘企业福利系统’的人，至少会觉得有义务设计一个退出机制，或者在其继任者上台前象征性地加一两次息。但黑田没有，他留给植田的只是一个烂摊子。”

与此同时，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正在给日本至关重要的出口引擎掣肘。日本家庭并不感激这种用“滞胀”换“通缩”的做法。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同比萎缩了2.3%。由于工资增长落后于3%的年通胀率，日本央行本周确实有正当理由再次加息。

然而，如果在再次加息后，2026年的GDP增长进一步停滞，植田将面临一场政治风暴。

在日本，央行往往是政府的“替罪羊”。2007年，福井俊彦领导的央行被指责因加息破坏了经济增长。17年前，时任行长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在8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时被迫“背锅”。值得注意的是，当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1996年警告“非理性繁荣”时，指的正是三重野康的任期。

因此，日本央行的领导者往往竭尽全力避免成为“击鼓传花”音乐停止时那个最后站着的人。问题是，在未来的一年里，植田能抢到一把椅子吗？

Pesek指出，植田在2026年需要考虑许多风险。特朗普可能会升级贸易战。随着美国经济放缓，特朗普是否会实施他长期以来期望的弱势美元政策？这可能会引爆“日元套利交易”（即投资基金在东京借入廉价资金，押注全球高收益资产）。

地缘政治风险也层出不穷，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国家的紧张关系，亚洲紧张局势达到高点，以及中东和委内瑞拉动荡引发油价飙升。

到现在，大多数日本专家都承认，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零利率弊大于利。免费的资金和货币操纵并没有唤醒市场的“动物精神”，反而麻痹了东京进行改革的紧迫感——无论是减少官僚主义、建立更唯才适用的劳动力市场、催生创业热潮、提高生产力、缩小性别薪酬差距，还是让东京对跨国公司更友好。

Pesek表示，零利率让企业高管们失去了像量化宽松到来之前那样进行重组、创新和冒险的压力。东京督促企业加强公司治理是件好事，这推动了日经225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如果日本创造像比亚迪或DeepSeek这样的成功企业，或者在半导体竞赛中有更清晰的追赶计划，那就更好了。”

“早苗经济学”对提高日本竞争力几乎只字未提。相反，它大谈特谈日本作为“世界ATM”的角色应该无限期延长。不难看出，为什么植田不仅要在明年面对混乱的经济激流，还要面对一系列艰难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