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美国正站在与伊朗开战的悬崖边缘。但这一次，情况或许有所不同。
自特朗普政府去年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的8个月里，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更加胆大。他此前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几乎没有遭遇反弹，又在将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从委内瑞拉带走后志得意满。
如今，特朗普正通过向中东部署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战斗机和军舰，来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迫使其放弃核计划。如果谈判失败，特朗普威胁将发动大规模攻击，甚至不排除追求政权更迭。
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白宫就伊朗局势向国会两党情报委员会核心成员及领导层做闭门简报，表明美国已从“战略威慑阶段”进入“可执行选项阶段”，军事行动成为谈判失败后的后备路径，舆论关注“何时打、怎么打”。
本文中的七位专家们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更大胆的军事行动，但这种行动存在诸多风险，包括可能导致地区冲突扩大、伊朗报复以及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专家们强调，军事行动的后果难以预测，需谨慎行事。
瑞安·克罗克（Ryan Crocker）是兰德公司外交与安全领域的杰出主席，职业外交官出身，曾六次担任美国驻外大使，任职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科威特和黎巴嫩。以下是他的观点：
伊朗极不可能满足美国在零浓缩、弹道导弹以及停止支持代理武装方面的要求。德黑兰将这些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支柱；若满足华盛顿的条件，实际上等同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
美国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不可能无限期维持。这一次不会再有所谓的“TACO”（特朗普总会临阵退缩）。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将采取行动，最初可能是有限行动，试图迫使伊朗达成协议。当这一做法行不通时——而且几乎肯定行不通——特朗普将扩大行动，试图对政权“斩首”，包括宗教和军事领导层。这将需要精确情报，而获取这些情报可能比6月时更加困难。
首轮打击必须全面针对伊朗的导弹能力。如果伊朗有能力，他们将用这些导弹攻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资产，以及以色列。特朗普不会做的是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一旦出现政权斩首，美国将无法控制随后的局势发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无法预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看到由前国王之子领导的世俗民主政权出现。更有可能的是，一群不知名的军官夺取权力，并伴随大规模的国内暴力。
乔纳森·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主任，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近东事务副国家情报官。以下是他的观点：
特朗普正确地认识到军事行动可以奏效，但他可能过度吸收了这一教训，误判了使用武力的程度和频率。不仅是去年6月的空袭增强了他在有限反弹下打击伊朗的信心，2020年1月他下令击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以及他在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取得成功，都强化了这种信念。
但美国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将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秘密押解走。空袭始终伴随着严重风险，包括伊朗可能首次认定政权生存受到威胁——而这始终是其唯一、压倒一切的目标。
然而，如果不清楚打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就不存在判断哪些风险值得承担的总体战略。一旦德黑兰认定政权面临风险，其回应可能是广泛的，不仅包括对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基地和人员的弹道导弹打击，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非对称攻击，包括恐怖袭击和网络攻击。
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所说的“援助正在路上”，已将他逼入角落，使得缺乏明确战略反而可能比不打击、更不兑现承诺的风险要小。如果他不出手，将进一步助长伊朗政权的气焰，使其对特朗普未来的威胁持怀疑态度，从而削弱美国的威慑力。此外，这也会强化许多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的看法，即美国不可靠、特朗普的话不值钱，而其它国家几乎肯定会抓住这一点加以利用。
无论是抗议还是单靠空袭，都不太可能终结该政权对权力的掌控。历史表明，这要么需要伊朗各安全部队像1979年那样选择袖手旁观，要么至少需要安全机构中的一部分倒向反对派。
我们现在都应当明白，特朗普比他的许多前任更缺乏明确目标和战略。这可能为美国及其盟友创造此前不存在的机会，也许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弹道导弹和核问题的同时，美国空袭会让数万人重返街头。但同样存在风险：这一次，总统针对伊朗的行动可能不会产生他所预期的结果，反而会对以色列、海湾盟友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人员构成更大的威胁。
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威廉·戴维森杰出研究员，曾任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其最新著作是《治国之道2.0：美国在多极世界中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以下是他的观点：
在特朗普对伊朗最重要的核基础设施，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发动打击之前，我曾预测，如果他只进行有限攻击，冲突将被控制；但如果攻击范围更广、且被视为意在政权更迭，局势就会升级并失控。
尽管美国攻击了这三处设施，特朗普的意图仍局限于核计划，伊朗的回应方式与苏莱曼尼被杀后类似：他们在袭击乌代德基地前提前发出信号，让美国得以限制损失，并表明他们无意升级。那么，特朗普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否是：你可以为有限目标使用有限武力，而伊朗也会作出对等回应？
特朗普如今显然在讨论通过更有限的打击来促成协议，只有在失败后才考虑更大规模、意在导致政权崩溃的行动，这表明：第一，他认为可以用有限武力进行胁迫以达成协议，且伊朗有意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第二，如果无法达成核协议——这似乎是他的核心关切，即便其他人谈论弹道导弹、代理人支持和伊朗公民待遇——他会抬高赌注，但会在更晚的时候。
问题在于，伊朗方面如今似乎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攻击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利益和盟友来威慑特朗普。他们将特朗普解读为只想要一场有限冲突，而他们则威胁发动更广泛的冲突。除了这种认知错位，还有一层讽刺：双方实际上都不想要更大规模的战争。
特朗普不希望冲突升级、难以收拾，并在他本就要应对国内负担能力危机之际推高油价。但伊朗方面尽管言辞强硬，也清楚自己极为脆弱，几乎没有空防能力，一旦战争升级，其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部队以及对公众的控制机制都可能被严重削弱。
面对极度愤怒的公众，这并不是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好时机。因此，双方或许都不想要一场可能自我演化的更大规模战争，但彼此都认为对方会在红线问题上退让，而自身退让的代价又极高，结果就是在进行一场胆小鬼博弈。
对特朗普而言，关键仍在于理解他的目标。我可能判断有误，但我仍认为他将目标界定得更为狭窄：伊朗不重建其核基础设施和计划，并以清晰无误的方式放弃追求核武器。
对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等人而言，这样的结果是否会被视为政权软弱、从而构成生存威胁？还是说，在最高领袖周围，是否有人能够劝说他寻找出路，鉴于与美国战争对政权生存的危险？
1988年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sein Mousavi）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说服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认为与美国升级的风险威胁到政权生存，必须结束与伊拉克的战争。如今真正的问题是，是否会像1988年那样，政权生存再次压倒革命式的对抗姿态。
雷·塔基耶（Ray Takeyh）是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以下是他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6月的战争中是后来者。一旦以色列开始主宰伊朗的空域，相对不受惩罚地攻击其核设施并击杀大量将领，特朗普才逐步介入冲突。起初，他夸耀以色列的成功源于美国武器，随后加入战争并为结果邀功，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摧毁。
随后，美国又从委内瑞拉总统府中带走了尼古拉斯·马杜罗。特朗普热衷于展示权力，只要没有代价，他似乎就乐于轰炸不听话的对手。特朗普的要求是伊朗宣布永远不在国内进行铀浓缩。
在波斯湾一系列军事部署的喧嚣中，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零浓缩在现实中已是伊朗目前的状态。被轰炸的核设施仍掩埋在废墟之下，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在任何地方秘密进行铀浓缩。实质上，特朗普是在提议通过轰炸伊朗，换取一个他本人及共和党内许多人长期坚持“不可相信”的政权所作出的声明。
战争有其自身的动态，事前无法预测。正如越战时期的外交官乔治·鲍尔（George Ball）警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所说：“一旦骑上老虎的背，我们无法确定下马的地点。”美国或许会轰炸伊朗，并且可能侥幸过关。伊斯兰共和国虚弱，防御受损，民众躁动不安。但教士们可能会报复，在此过程中可能杀死美国军人，从而迫使美国进行更多轰炸。美国或许仍会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始终骑在老虎背上。
很少有哪一次军事行动，像这次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一样，既缺乏连贯的战略目标，又缺乏简明扼要的解释。在另一个时代，国会本应要求政府给出说明并追究责任。美国人民理应得到同样的要求。
阿拉什·阿齐齐（Arash Azizi）是《大西洋》杂志撰稿人，著有《伊朗人想要什么：女性、生命、自由》。以下是他的观点：
特朗普可能从12天战争中得出结论：果断的军事行动可以迅速结束冲突，而面对压倒性的美国军事实力，伊朗几乎无计可施。和许多情况一样，过度自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伊朗人可能会选择扩大冲突，清楚地知道特朗普对这种局面的厌恶。
他们例如可以打击以色列、迪拜等枢纽的基础设施，以及该地区的美国基地，造成严重不稳定。若选择这条道路，伊朗将付出沉重代价，但那些可能主导此类行动的伊朗军事领导人，仍可能合理地期望在结束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甚至借此为自己铺就通往权力的道路。
去年我曾表示，伊朗领导人最终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该地区发动更广泛的战争。我至今仍持这一看法。在合适条件下，伊朗内部的一些力量可能会抓住机会，与美国达成新协议，甚至在国内促成类似委内瑞拉式的政权转型。但即便双方都不真正想要冲突，局势扩大化的危险依然存在。
罗宾·赖特（Robin Wright）是外交事务分析师，撰写过多本有关中东的著作，包括《摇滚卡萨巴：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与反叛》。以下是他的观点：
我们去年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如今可能更加真实。令人遗憾。
特朗普要么没有理解国内和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要么对战后局势作出了轻率的假设。在去年的12天战争前，特朗普呼吁“无条件投降”。这一次，他在2月13日表示，权力更迭“将是伊朗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尽管神权体制显然在长期内难以为继，特朗普却尚未就谁或什么会接替它提出任何清醒的论证。
此前四届政府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判断中犯下历史性错误，付出了数千名美国人生命和数万亿美元的代价。如果特朗普只想要一份新的核协议，那就意味着现政府继续执政。然后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感到困惑。其他人似乎也同样迷茫。根据上个月的一项民调，在当前情况下，多数美国人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几周来，来自两党的数十名国会议员公开警告称，白宫在未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无权发动新的战争。包括中东重要参与方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也持谨慎态度。曾参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英国，正拒绝允许美军战机使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空袭。
78年来，中东始终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盛顿手中所有权力工具保持谨慎，避免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搞砸。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以下是他的观点：
这一次，特朗普对打击伊朗更有信心，既源于他第一任期末尾的经验（在击杀卡西姆·苏莱曼尼之后），也源于去年的12天战争，以及上个月他在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成功。
我认为有限行动的风险相对较低，因为以色列已在该地区针对伊朗代理人建立了升级主导地位，而且该政权在国内环境中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更广泛的“斩首”威胁则是另一回事，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对美国在该地区军事目标的攻击、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以及扰乱霍尔木兹海峡（对油价具有重大影响）都更有可能发生。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至少在初期采取一套更有限的打击方案，仍是目前更可能的选择。没错，伊朗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作出让步，但在再次削弱其核能力并打击其尚不愿谈判的弹道导弹能力之后，没有理由不去测试谈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