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以来，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成为金融市场对通胀与财政状况发出的最新信号。随着全球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审视趋严，借贷成本正在上升，这不仅加剧居民负担，也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并为共和党在2026年11月中期选举增添不确定性。

受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影响，这一冲击已传导至债券市场。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已升至4.44%以上，而2月底冲突爆发前约为3.95%。与此同时，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升至近9个月高位，汽车销售出现下滑。

这一趋势并非美国独有。全球范围内，随着市场对更高通胀、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以及人工智能投资激增的担忧加剧，多国利率同步上行。

面对约1.8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有削减方案，包括依赖关税收入、“金卡”签证收费、政府效率部门削减开支以及经济增长提速。近期，他还强调由副总统JD·万斯领导的反欺诈工作组将带来显著节省，并称：“如果他做得非常好，我们无需额外措施就能实现预算平衡。”

不过，多位经济学家对这些路径持怀疑态度。布鲁金斯学会预算与税收专家杰西卡·里德尔（Jessica Riedl）指出，美国债务利息支出自2021年以来已增至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规模增长近三倍。

她进一步表示：“特朗普签署的减税法案预计将在未来10年增加约5万亿美元赤字，而关税收入只能抵消其中很小一部分成本。按照当前政策路径，年度赤字在未来十年内可能超过4万亿美元。”此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增长也将进一步扩大财政缺口。

5月中旬，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7%，随后随着伊朗停火谈判推进有所回落。这一走势与2025年的情况类似：当时“解放日”关税政策推高利率，而政策缓和后收益率回落。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负责人肯特·斯梅特斯（Kent Smetters）分析称，长期利率上升约60%源于市场预期美国将持续高强度举债，另外40%则来自伊朗战争及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

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则警告，美国未来应对经济危机的财政空间正在缩小。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已经不像2008年或2020年那样具备足够空间来应对危机，而且华盛顿似乎缺乏有效方案。”

借贷成本上升正在转化为现实政治议题。随着食品和能源价格本已偏高，融资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压缩家庭预算，使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新的攻击点。

在科罗拉多州第五选区，民主党候选人杰西卡·基林（Jessica Killin）将高赤字与高利率问题作为竞选重点，强调这使购房、房屋翻修、购车以及信用卡负担更加困难。她表示：“生活成本已经很高，而借贷成本只会让情况更糟。”

同样参与民主党初选的乔·里根（Joe Reagan）则在竞选中强调财政责任，称：“用于支付利息的每一美元，都是无法用于基础设施、教育、退伍军人服务或经济增长的资金。”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政府将逐步降低赤字，并援引报告称每年最多可减少约5000亿美元的欺诈性支出。不过，这一说法部分基于美国政府问责局2024年的估算，而相关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疫情期间的特殊支出环境。

贝森特还表示，当前财政困境源于前任政府，并称“我们继承了历史上最糟糕的赤字之一”。他此前提出将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但目前水平约为这一目标的两倍，且未明确实现时间表。

尽管股市仍在上涨，显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长期潜力保持信心，但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同时表明，市场已将国家债务视为重要风险点。多位经济学家认为，相比选民，金融市场可能更早迫使政策制定者直面这一结构性问题。

哈伯德对此总结称，债券市场的基础在于信任，即债务最终能够偿还。他指出：“债务的本质就是相信对方会还钱，而这种信任一旦动摇，体系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