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结束对伊冲突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项附加条件：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需要把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视为“义务”，并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作为对协议达成的回应。
这一要求迅速在中东引发复杂反应，也为本就艰难的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5月23日，特朗普在与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领导人的通话中明确表示，这些国家“必须”加入他在2020年第一任期内推动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曾促成阿联酋与巴林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与经济关系，被视为其重要外交成果。随后，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应该从沙特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开始，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
特朗普进一步表态，如果相关国家拒绝加入，他可能不会签署与伊朗的协议。在上周三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这一立场，并称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正与地区国家就关系正常化展开讨论。他还表示：“那将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迹象，我认为那些国家欠我们的。”
这一要求在海湾国家引发明显抵触。多方分析认为，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已因冲突本身受到冲击，而额外施压只会加剧不信任情绪。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学者Jon Alterman指出，当地国家并不认为自己“欠美国什么”，而是对美国的政策感到失望。他说：“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没有明说，但他们觉得美国非常有动力保护以色列，却没什么动力保护他们。”
安全层面的顾虑尤为突出。冲突期间，伊朗展现出动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海湾目标的能力，其中阿联酋遭受的打击超过2800架次，规模甚至超过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这使得部分国家担心，一旦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进一步刺激伊朗采取报复行动。
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业务董事总经理Firas Maksad指出，特朗普的要求等同于让这些国家在当前局势下承担额外政治风险。他表示：“特朗普正在向那些遭受伊朗破坏性袭击的国家施压，要求它们现在通过激怒伊朗政权来付出政治代价，而该政权已因这场冲突而变得胆大妄为，并威胁要长期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霍尔木兹海峡。”
他还强调，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均在冲突中遭受了针对美军基地、机场及民用设施的打击。
在Maksad看来，这一提议在现实中难以推进：“这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来说根本行不通。在当前的气候下，没有人会朝着那个方向迈进。”
多个国家已明确或间接表达拒绝态度。沙特长期强调，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清晰的前提下，才会考虑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卡塔尔方面则表示，现阶段与以色列的接触重点仍是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而非加入相关协议。长期坚持抵制以色列的科威特，也未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
公众态度同样构成重要制约。自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以来，阿拉伯社会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明显加深，不少民众将其视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力量。这种情绪使各国政府在推进外交转向时面临更大内部压力。
事实上，尽管部分阿拉伯国家过去曾将以色列视为制衡伊朗的潜在伙伴，并在安全领域进行低调合作，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及其后续冲突改变了这一趋势。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与伊朗的对抗，使地区政治氛围明显恶化。
自2024年以来，沙特等国虽在防御层面与美国和以色列合作，例如共享情报、开放领空并参与拦截无人机和导弹，但这种合作并未转化为公开的政治关系改善。相反，随着加沙局势恶化及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多数国家对以色列的政治态度趋于更为谨慎甚至负面。
特朗普的附加条件被认为可能拖累本已复杂的美伊谈判进程。尽管他在4月7日宣布停火，但伊朗尚未接受包括放弃核武能力、交出现有浓缩铀库存等核心要求。
在早些时候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评价伊朗谈判代表“是优秀的谈判代表”，并表示自己“不着急”，称“如果你急于求成，就不可能达成好协议”。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曾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利用地区对其的信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马德里会议上促成阿以直接对话，并为以色列与约旦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协议奠定基础。但当前环境已明显不同，地区国家对美国政策的信任度下降，使类似路径难以复制。
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兼驻耶路撒冷总领事的Michael Ratney表示，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在压力下改变立场。他说：“他们目前只能咬紧牙关，尽最大努力维持这段关系而不让其破裂。他们都会等待尘埃落定，然后再去做任何其他可能引起争议或破坏稳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