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许多投资者感到迷茫与困惑，这毫不奇怪：随着美国政府再次濒临关门，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加剧贸易战，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已飙升，远超2020年疫情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

但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为在层层关税冲击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攻击是否会波及自由资本流动？商品关税是否预示着货币关税的来临？

直到最近，这种观点还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毕竟，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资本流入对美国有利，因为它们帮助筹集了美国3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商业资金。

但一些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如Michael Pettis一直持不同意见。Pettis认为，这些资本流入不仅仅是美国贸易逆差必然且有益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削弱国力的诅咒。因为资本流入会推高美元价值、助长过度金融化，并侵蚀美国的工业基础，从而使得“资本成为摆布贸易的尾巴”，推动赤字扩张。

因此，Pettis主张采取限制措施，例如征税。六年前，民主党参议员Tammy Baldwin与其共和党对应者Josh Hawley就联合提出了一项国会法案，该法案主张对资本流入征税，并推行美联储弱美元政策。

该法案似乎搁浅了。但上个月，保守派智库American Compass（与副总统JD万斯关系密切）宣称，对资本流入征税在未来十年内可筹集2万亿美元。随后，白宫颁布了《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行政命令，承诺“审查是否暂停或终止”一项1984年签订的条约，考虑恢复30%的资本流入税。

这一举措未能抢占头条，因为特朗普关税等其他议题正不断充斥投资者的眼球。但这一政策动向却惊动了亚洲观察家，并可能促使部分投资者提前撤资，进而引发美国股市下跌。

实际上，这一税收政策转变可能不会发生。特朗普以其善变著称，这使得预测未来政策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因为他的团队至少分裂为三大派系：民族主义民粹派（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科技自由派（如马斯克）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国会共和党人。后两派由于担心破坏国债市场的稳定，可能会反对资本限制措施。

但特朗普同样急于利用所有可用工具来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筹码。而Pettis的观点似乎在一些顾问中产生了影响，例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Stephen Miran以及JD万斯。

这一三人组似乎打算通过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重塑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尽管他们的野心远超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者仅通过联合干预货币汇率削弱美元，而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所设想的海湖状元协议则还包括可能的美国债务重组，迫使部分国债持有者将国债转换为永久债券。

一些金融分析师，如Michael McNair，也预期将会设立一个以美国黄金储备为后盾的主权财富基金，该基金将购买非美元资产以平衡资本流入（例如，购买格陵兰的资源）。第三种思路是对更广义的资本流入征税。如果债务置换的想法迫使评级机构威胁要降低美国债务评级，这一方法可能成为首选方案。

Michael McNair说道，“这一三人组的最终目标并非一系列双边贸易协议，而是从根本上重构全球贸易与金融规则，以消除扭曲的资本流动。该方法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这一策略本身比大多数观察者所认识的要更为连贯和深远。”

Pettis的理论激起了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愤怒，但Pettis毫无悔意。批评者还应注意，2019年旨在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不仅受到保守派团体的赞扬，还有一些工会的支持。由于该法案具有民粹主义吸引力，特朗普类似的法案或许最终能够通过。

无论如何，关键在于要认识到，一种经济理念的转变正在出现，其深远程度可能堪比二战后由凯恩斯引发的经济重思，或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理念变革。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投资官Greg Jensen最近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话打趣道：“我们现在都是重商主义者。不要指望这种趋势在近期内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