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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2022年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研讨会上承诺，必要时将坚决抗击通胀；去年，当失业率看似稳步上升时，他又为就业市场辩护，承诺降低利率。
在明年5月任期结束前的这场告别演讲中，鲍威尔面临着两难选择——当前经济数据双向拉扯，让他的“数据依赖”策略陷入困境。他的同事们在“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哪个风险更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无论如何，投资者和特朗普政府都强烈预期，美联储9月会议将降息。
然而，届时是否真的降息，或许不如鲍威尔如何阐述下一步措施的评估框架重要。
当前经济从某些指标看在放缓，但从另一些指标看仍健康，且物价上涨的迹象仍然存在。尽管鲍威尔在必要时会果断转向，但当下他可能仍需在美联储“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间摇摆。
“我认识的鲍威尔希望保持数据依赖，不到万不得已不做决定，”前美联储副主席、现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全球经济顾问的理查德·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表示，“如果他们9月真的降息，会有一场激烈的沟通讨论：我们要传递什么信号？是‘降息一次再观望’，还是‘一系列降息的开始’？即便想降息，沟通也可能是个挑战。”
鲍威尔在大提顿山脉附近的杰克逊霍尔发表的演讲，将为其动荡的8年任期画上句点。在这段任期内，全球疫情催生了激进的政策创新，随后爆发的通胀引发了创纪录的加息，还有特朗普无休止的人身攻击。
2022年的演讲中，鲍威尔效仿已故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承诺不惜以就业和增长为代价遏制通胀。如今，他面临的挑战是效仿沃尔克的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鲍威尔也曾在杰克逊霍尔演讲中提到过这位典范——超越通胀风险信号，将美联储4.25%-4.5%的政策利率降至3%左右的“中性”区间，即既不抑制也不刺激经济的政策利率水平，这一水平在政策制定者确信通胀将回归2%目标时才是合适的。
当前美国通胀仍比目标高约1个百分点，且有理由认为还会上升，但特朗普政府辩称，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很小，并将被放松管制和可能引发的生产率上升所抵消。
“他们太依赖数据驱动，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近期表示，他还提到格林斯潘20世纪90年代“极具前瞻性”的策略——忽略物价上涨信号、淡化同事的加息呼声，并寄望于生产率提升（这后来确实帮助缓解了通胀）。
特朗普考虑的鲍威尔继任者人选之一——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也提出，应超越关税推高的通胀风险。沃勒支持立即降息，以防范他认为正在显现的就业市场疲软，这与那些希望得到更多确认高通胀消退的信号再行动的同事形成对比。
鲍威尔目前属于后者。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初期，他明确表示，决策要以数据为锚，不过度受经济模型和预测影响——数据证明必要时会果断行动，但出于性格和美联储现行框架，他也会保持谨慎。
这种策略有助于避免政策转向的“错误启动”，但缺点是可能滞后，因为美联储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滞，且过去数据的修正会颠覆当前信号。近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劳工统计局大幅下修5月和6月的就业增长预估，这一历史性修正加剧了沃勒关于“就业市场比表面更疲软”的观点。
随着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1%左右，包括贝森特在内的政府官员指出，当前整体经济数据比去年9月更疲软——当时，在鲍威尔于杰克逊霍尔放出“尽全力支持强劲就业市场”的承诺后，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这种说法存在矛盾之处：如果经济更糟，为何不降息？此外，“数据依赖”与“因担忧政策变化（如关税）对通胀的影响而暂停今年预期中的一系列降息”等说法也需要澄清。
特朗普最终提出的关税政策比预期激进得多，尽管当前一系列进口关税并未像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冲击经济，但直到最近，包括沃勒在内的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才觉得对未来的判断有了更坚实的依据。
“迷雾正在散去，”里士满联储行长托马斯·巴尔金（Thomas Barkin）上周表示。
现在，鲍威尔需要说明迷雾散去了多少，尤其要暗示美联储是即将重启持续降息、谨慎开启一次降息且不承诺更多，还是继续等待更多数据。
与一年前相比，除了就业和经济增长疲软，其他情况也已不同：利率更低（因此限制性更弱）、股市繁荣、失业率稳定，而去年美联储降息时逐月下降的通胀率，如今变化不大，只是近期略有上升。
就连沃勒也表示，尽管他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是“货币政策向中性靠拢”的理由，但如果对通胀或就业市场疲软的判断错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次或多次会议上维持政策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