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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近日撰文指出，尽管近期有关美联储的媒体报道倾向于聚焦利率何时及以多大幅度下调，但更重大的问题已然显现。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明年5月结束，在遴选其继任者时，关注点不应放在短期市场考量上，而应聚焦于能改善美联储整体表现与问责制的政策及流程。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大幅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以提振经济活动、降低政府借贷成本，这可能迫使美联储走向过度通胀的货币政策，进而可能推高10年期美国国债的期限溢价——这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一直强调的金融指标。期限溢价上升将推高联邦政府、家庭及企业的借贷成本。此外，对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担忧可能削弱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压低美元汇率。

但这并非意味着特朗普应简单寻求美联储的“连续性”。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确实存在失误，导致通胀高企、沟通时而笨拙且不协调，货币政策策略也不清晰。

我不认同特朗普及其顾问关于美联储受政治或党派动机驱动的观点。即便在政策问题上我与美联储官员或鲍威尔存在分歧，我也从未怀疑他们的诚信。然而，鉴于他们的失误，我认为美联储确实需要进行一些内省。除了联邦基金利率的短期路径，下任主席——连同联邦储备委员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需解决诸多政策问题。

有三个问题尤为重要。第一是美联储的双重使命：确保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批评美联储在2021年和2022年表现出通胀偏向。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引发了一个迫切问题：美联储是否对通胀与就业赋予了恰当的权重？

显然，“灵活平均通胀目标”策略（即若此前通胀低于2%，允许通胀升至2%以上）并不成功。美联储应采用何种新方法来实现通胀目标？如何让美联储更好地对国会和公众负责？它是否应定期发布通胀报告？

第二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构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并逐渐转向“充足准备金模型”（即准备金水平长期维持高位）。但为实施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需要多大规模？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相对于资产负债表其他项目应占多大比重？若这类资产要发挥核心作用，美联储如何最好地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操作区分开来？

第三是金融监管。美联储认为需要哪些监管改革才能避免近年来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的代价高昂的压力？如何改进银行监管？鉴于监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议题，美联储如何最好地将这些活动与其货币政策制定（独立性至关重要）区分开来？

解决这些政策问题还需要重新思考流程。如果美联储承认并探讨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更多元观点，它将能更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美联储在通胀问题上的失误、对金融监管的过度自信及其他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组织都容易陷入的“群体思维”。地区联储主席的观点传统上反映其自身背景和当地情况，但这并不容易转化为多元的经济观点。特朗普不应基于官员在下次利率制定会议上可能的投票倾向来遴选美联储官员，而应更重视知识与经验的多样性。同样，美联储自身也应更积极地寻求并倾听学术界和商界领袖的不同意见。

对政策与流程提出问题，为下任美联储主席所需具备的成功特质提供了指引。这些特质显然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知识、成熟独立的判断力，也包括多元的领导经验，以及对能提升机构表现与问责制的新思想和新视角的开放态度。希望特朗普对下任美联储主席的遴选，以及参议院的确认流程，能重视这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