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胀走势近期出现分歧信号：两项同样来自官方的数据，给出了不同的判断方向。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指标显示，在截至最近一年的时间里，剔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通胀为3.3%；而通过剔除极端价格波动得出的“截尾均值”指标则仅为2.3%，明显更接近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
这一差异正在进入政策讨论层面。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今年4月的确认听证会上提出，应提高对这类替代性指标的重视程度。他向国会议员表示：“我最关心的是潜在通胀率，而不是因地缘政治变化或牛肉价格变化而导致的一次性价格变动。”
围绕这一主张的分歧在于：这些经过过滤的指标，是否能够更有效剥离关税、人工智能投资以及地缘政治冲击带来的短期干扰，从而更准确反映通胀内在趋势；还是说，这类冲击本身具有持续性，若被剔除反而会低估真实的价格压力。
《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记者、素有“美联储传声筒”之称的Nick Timiraos撰文称，沃什显然更倾向前一种理解。
美联储当前的通胀观察体系并非单一指标。虽然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因发布时间早且与社会保障、通胀保值债券及部分合同挂钩而广受关注，但政策制定者通常更依赖商务部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来界定通胀目标。该指标覆盖范围更广，并考虑消费者在不同商品间的替代行为。数据显示，4月份整体PCE通胀率为3.8%。
在具体分析中，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指标被视为更具参考价值，但沃什认为其仍只是“粗略估计”，因为其中仍包含多种一次性因素带来的扭曲。事实上，美联储内部早已参考多种去除异常波动的指标，例如排除手机价格剧烈变化或一次性关税冲击的影响，而截尾均值则是对这一思路的系统化延伸。
目前最常被引用的版本来自达拉斯联储，其方法是在每个月的统计中剔除一部分价格变动最极端的类别，总计覆盖超过一半的消费支出。这一指标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预测能力，但其可靠性在疫情期间受到质疑。
达拉斯联储的研究显示，从1977年至2009年，价格下跌幅度通常大于上涨幅度。如果对涨跌幅进行对称剔除，会系统性高估通胀。因此该机构在构建指标时，选择剔除涨幅最大的31%，而仅剔除跌幅最大的24%，以消除这一偏差。
但2021年疫情期间的情况发生逆转：价格上涨幅度反而超过下跌。在这一背景下，该方法因剔除更多上涨项目而低估了通胀上行趋势。当时，不少政策制定者与预测者依据这一较为温和的指标判断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结果被随后持续攀升的物价走势所修正。
类似的分歧如今再次出现。当前截尾均值所显示的通胀水平仍低于更广泛指标，但是否再次低估趋势仍难下定论。关税已推高部分商品价格，而人工智能相关投入也在软件与计算领域形成价格压力。
达拉斯联储研究人员指出，4月份截尾均值比核心PCE低0.7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其对受关税直接影响较大的商品（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权重较低。
来自左倾智库“雇用美国”（Employ America）的测算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该机构采用对称截尾方法，即在价格分布两端剔除相同比例的数据，其结果显示4月份通胀约为3%，与核心PCE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此外，该机构还构建了一个排除住房及其他价格调整滞后项目的指标，4月份为2.8%，并已连续13个月同比上升。
前美联储经济学家、现从事通胀研究的里卡多·特雷齐（Riccardo Trezzi）则从价格分布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他表示，自2021年以来，整体价格分布始终未与2%的目标保持一致，且近期还有上行迹象，这构成通胀未明显改善的有力证据。
这一讨论的核心并不仅限于统计方法，而是关系到政策应对逻辑。在关税与地缘政治持续扰动的环境下，美联储是否应将部分价格波动视为可忽略的暂时因素，即所谓“看透”这些变化，从而避免政策过度反应。
特雷齐对此提出质疑：“问题在于，‘看透’是否会成为一个原则性框架，或者仅仅成为一种在必要时淡化那些棘手的通胀数据的方法。”
如果相关冲击确属短期因素，那么截尾均值等指标能够更清晰呈现潜在趋势，并降低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必要性；但若这些因素反映的是更广泛且持续的需求压力，那么过度依赖此类指标可能掩盖风险，使政策再次落后于通胀形势的发展。
Timiraos写道，沃什的立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其实并非关乎某一个统计数据，而是关乎美联储将如何处理一个关税和地缘政治动荡时代可能持续产生的价格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