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后，欧洲多名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开始调整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态度。

曾经公开支持特朗普、积极拥抱其政治理念的欧洲右翼人物，纷纷将共和党失利归因于伊朗战争、能源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大多避免直接批评特朗普本人。

这一变化颇为明显。2024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不少欧洲右翼领导人曾公开庆祝双方的意识形态联系，部分人此后还访问华盛顿，并获得特朗普重要盟友、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支持。

法国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是此次态度转变的代表人物。民调普遍显示，国民联盟有望成为法国下一届执政政府。

巴尔代拉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比2017年至2021年的首个任期更具干预主义。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干预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

德国选择党（AfD）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则将共和党失利归因于伊朗战争。她接受德国媒体T-Online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曾向选民承诺，不会奉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承诺的破裂如今反噬了共和党。”

特朗普此前承认，伊朗战争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之一，但他仍坚持发动战争的决定。

战争与生活成本成为欧洲右翼批评焦点

意大利执政联盟成员、极右翼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将选举结果与战争及家庭生活成本联系起来。

他表示：“美国的选举结果主要受到战争、国际紧张局势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的影响，而这些问题的后果直接落在家庭身上。”

萨尔维尼希望，此次选举能够加快冲突结束的进程，让国际局势重新走向和平。

意大利前将军、极右翼政党民族未来党领导人罗伯托·瓦纳奇（Roberto Vannacci）则将共和党失利视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代价。

瓦纳奇此前曾赞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路线，但后来开始批评其外交政策。他向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表示，特朗普未能达到选民预期，既没有结束俄乌冲突，又对伊朗发动战争。

瓦纳奇认为，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并引发经济和股市动荡，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最终影响了选举结果。

英国极右翼政党恢复英国党（Restore Britain）领导人鲁珀特·洛（Rupert Lowe）也将共和党失利归咎于对伊朗开战。他称这一决定是“灾难性的错误”，并表示：“这场战争取得了什么成果？绝对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他在篇幅较长的社交平台X发文中，同样没有点出发动战争的特朗普。

特朗普政治支持或从资产变成选举负担

欧洲极右翼领导人为何纷纷与特朗普拉开距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政治风险咨询业务董事总经理穆杰塔巴·拉赫曼（Mujtaba Rahman）向路透社表示，这种转变具有明显的政治利益考量。

他指出，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带来的不满，可能使过去有利于欧洲右翼的政治联系转变为选举负担。

拉赫曼认为，欧洲右翼领导人试图同时保留两方面利益：既借助“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势头”扩大影响力，又避免被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混乱和经济动荡”牵连。

他还警告，这种疏远可能引发反作用。特朗普及其MAGA阵营将欧洲极右翼视为对抗欧洲建制派的意识形态盟友，如果这些政党选择拉开距离，美国方面可能撤回政治支持，甚至转而与其对立。

罗马尼亚反对党、极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副主席丹·东加丘（Dan Dungaciu）是少数淡化共和党败选影响的人物。他认为，外界关于特朗普“政治死亡”的说法被严重夸大。

东加丘表示，特朗普并不会因此自动成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总统，而是从此前拥有共和党国会多数支持的总统，转变为必须面对行政部门与国会更频繁相互制衡的总统。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领导人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则没有刻意掩饰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态度。面对记者提问，他表示：“我在西班牙，不在密歇根。”

阿巴斯卡尔还称：“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我并不怎么关心。”此前，他曾多次强调自己与特朗普及MAGA运动的联盟关系。

从法国、德国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右翼领导人的表态出现明显变化。伊朗战争和生活成本问题成为他们解释美国选举结果的主要切入点，而曾经引以为傲的特朗普政治联系，正面临新的国内选举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