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专栏作家Sarah Binder和Mark Spindel联合撰文指出，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美联储可能面临比第一任期更大的政治压力。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并试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随着通胀持续高企以及国会和法院的支持减弱，美联储的决策可能受到更多政治干预。不过，金融市场可能成为美联储的最后防线。全文内容如下。
如果你认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美联储的施压已经足够激烈，那么第二任期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要求在经济强劲和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降低利率。如今，他再次要求降息，而此时美联储似乎将在一段时间内暂停降息步伐。甚至在就职前，特朗普就策划了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的降职，并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决策提出质疑。
特朗普的干预将在美联储应对通胀后遗症的同时，进一步加剧其面临的政治压力。而这一次，美联储的捍卫者和保护机制更少。
美联储官员希望公众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远离政治。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如此。《联邦储备法》赋予总统提名美联储理事的权力，并由参议院确认，任期14年，与总统选举不同步。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不依赖国会拨款，而是通过买卖国债的收入自给自足。
然而，美联储也依赖政治支持。美联储官员需要争取立法者的支持，以免国会以回应经济衰退为由，通过修改法律影响美联储的职责、任务和工作能力。美联储领导人还需要担心来自总统的压力，总统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的要求一直难以抗拒。更广泛地说，总统的攻击会削弱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
首先，特朗普将自己在普选中1.5%的领先优势解读为公众对民主党和拜登总统任期的否定。他将美联储视为主要敌人之一。
其次，特朗普的胜利得益于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一轮通胀和持续高企的物价水平。尽管美国和全球在疫情后的通胀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但批评美联储在2022年才最终加息是合理的。通胀带来的明显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使美联储容易受到特朗普更激进立场的攻击。事实上，美联储可能会决定在利率问题上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第三，拜登任命的人选主导了美联储。诚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提拔鲍威尔为主席，并确认了特朗普提名的四位理事。但参议院也否决了其他五位提名人选。随后，拜登和民主党参议员填补了这些空缺。
与此同时，国会和法院现在更不可能为美联储抵御特朗普的攻击提供支持。
如今的国会比八年前更加“特朗普化”。2017年，特朗普上任时，共和党众议员中仅有11%是他的支持者。如今，约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众议员是2017年或之后首次当选的。参议院的变化更为显著：2016年与特朗普一同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仅有两人，而如今近一半的共和党参议员是在他首次当选后上任的。在两院中，这些共和党人普遍支持放松银行监管，并随时准备确认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人选。
经济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捍卫美联储的本能。历史上，对美联储的支持是逆周期的：当经济表现良好时，立法者没有太多理由关注美联储。在经济困难时期，国会山的批评者则急于指责美联储。
美联储对通胀的误判——认为其是“暂时的”——甚至让同情美联储的立法者难以为其辩护。美联储官员自己也承认，他们尚未完成使命：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顽固的高物价加剧了公众的反感。
美联储也不能指望最高法院的支持。多项司法意见削弱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独立机构的自主权。例如，2020年，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解雇由美联储资助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
这种转变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特朗普试图解雇鲍威尔，或者允许美联储理事因政策失误甚至政治分歧而被撤职，最高法院可能会支持他这样做。这将违背19世纪末的法律先例，即总统只能因“效率低下、玩忽职守或渎职”解雇受保护的官员。
尽管如此，不要低估金融市场的反应——它们对央行政策失误的任何迹象都会迅速做出反应。毕竟，美联储是唯一拥有控制资金成本工具的机构。
金融市场本身——或许是真正的“影子美联储主席”——最终可能决定政治家和公众是否会在未来总统和美联储的对决中支持美联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