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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升级的攻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负责任地管理美国利率方面表现出色。不过，在美联储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思路上，他仍有改进空间。

在上周的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鲍威尔释放了明确信号：美联储9月政策会议将考虑把短期利率下调25个基点。他指出，鉴于当前货币政策仍处于“限制性区间”，且劳动力市场走弱风险可能“快速”显现，同时通胀预期足够稳定，能够应对关税引发的短期物价上涨，因此宽松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市场对此的反应是，将9月降息概率上调至近90%——不过最终结果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轮就业数据。

更具长期重要性的是，美联储在此次研讨会上同步发布的、对整体货币政策框架的修订内容。这些修订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上一轮框架调整的方向。

2021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未能控制住通胀，原因之一正是上一轮框架调整。上一轮框架是在长期低通胀背景下通过的，它鼓励通胀突破2%目标以弥补过往通胀低于目标的缺口，并将充分就业置于优先地位，这导致政策制定者即便在失业率降至不可持续水平、消费者物价同比涨幅超5%时，仍将利率维持在零水平。

如今，美联储已回归“对称性平均通胀目标制”：通胀高于目标与低于目标的情况将得到同等对待。美联储将寻求维持“与物价稳定相符的最高就业水平”，而非消除就业“缺口”或确保就业“广泛且具包容性”。

正如鲍威尔所言，防止短期利率陷入零下限“仍是潜在担忧”，但不再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背后原因是，“中性”利率（既不抑制也不刺激增长的利率）已上升，为美联储提供了更大的降息空间。

就目前而言，这些调整值得肯定。它们恢复了美联储在通胀有突破2%目标风险时先发制人的能力，也合理地让就业与物价稳定目标处于更平等的地位。但这些调整未能完全解决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缺陷。

具体而言，美联储需要建立一个成本收益框架，以指导其量化宽松（QT）工具的使用。2020至2022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计划的成本，按放弃支付给美国财政部的利息计算，将超过5000亿美元。此外，美联储还应更好地区分两类大规模资产购买：一类是为恢复市场功能而进行的购买，另一类是在利率触及零下限后为提供额外货币政策刺激而进行的购买。

除此之外，美联储需要改进对经济前景及其潜在应对措施的沟通方式。每两次政策会议发布一次的《经济预测摘要》（SEP），过度强调了官员们的基准预测。从利率预测中，人们无法判断分歧是源于对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还是源于对“美联储应如何应对特定经济环境”的意见不一。美联储不应只做边缘调整，而应转向发布包含替代情景的详细工作人员预测。这正是欧洲央行采用的策略，且其成员同样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施加的极端政治压力，美联储可能倾向于采取保守姿态、减少改革力度——以避免默认此前框架存在缺陷。但这将是一个错误。要维护独立性，美联储应努力打造尽可能有效、全面的货币政策框架。随着世界与金融体系结构的演变，美联储也需与时俱进。

以上观点来自前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Bill Dud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