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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克劳迪娅·萨姆（Claudia Sahm），是新世纪顾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她曾任美联储经济学家，以提出“萨姆规则”经济衰退指标闻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K型经济的存在，但上周他却刻意避开了一个核心问题：美联储的政策正是助长这种分化的推手，而这已深刻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鲍威尔在上周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的经济结构：“从那些面向消费者的巨头企业的财报中，我们能看到一种明显的两极化：低收入群体正在挣扎，消费收缩，只能转向更便宜的商品；而高收入、高财富人群却依旧挥金如土。”

正是美联储近年的紧缩利率政策，直接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尽管美联储的职责是整体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不针对特定人群，但利率的升降天然就会在不同家庭间制造财富差异。

波士顿联储对信用卡使用数据的分析显示，自从2022年美联储急剧加息后，低收入消费者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支出几乎停滞。换言之，总消费增长几乎完全由高收入群体通过信用卡支出驱动。

由于短期信用卡利率紧随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它成为了观察货币政策影响的绝佳窗口。

另一组研究人员通过信用卡合同数据，精确分离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的直接影响。结果触目惊心：信用卡年利率每增加1%，次月总支出就下降近9%。更关键的是这种紧缩的非对称性，那些长期透支余额或信用评分较低的持卡人，其支出降幅是其他人的两倍左右；而每月全额还款或信用评分高的人，几乎没有受到加息影响。

原因很简单，借款人对利率变动最敏感，他们直接承担了成本。利率上升，现有债务利息暴涨，他们要么不得不减少新消费，要么想办法拿出更多的钱来还贷。高信用评分、通常是高收入人群，选择了前者，即使利率高企也照常消费，甚至还能还掉部分循环债务。而低信用评分者，则被迫选择了后者，直接“断臂求生”，大幅削减开支。

美联储紧缩的本意是压制总体需求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需求的紧缩却主要集中在那些本已捉襟见肘的家庭，无情地拉低了K型曲线的下半段。

这种非对称效应同样体现在商业投资上。鲍威尔表示，驱动GDP增长的人工智能（AI）资本支出几乎不受利率影响，这归因于技术的长期乐观预期。这不无道理。但进行这些投资的主力，恰恰是亚马逊、Meta和谷歌这类体量庞大且盈利丰厚的企业，他们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极低。

然而，大量研究证实，那些受制于财务困境的企业——例如初创公司、小企业或高度依赖债务的企业，对利率变动异常敏感。根据NFIB对小企业的调查，未来六个月的资本支出计划仍处于疫情前的低谷，这与他们报告的融资成本飙升和贷款审批难度加大的困境完全吻合。美联储在企业投资上的角色，和在消费上的角色一样，牢牢压制住K型曲线的底端。

K型经济是限制性货币政策的“伴生品”，利率工具过于粗糙，远不如财政政策的税收和转移支付那样精准。美联储很难既想遏制AI投资，又想保护低收入家庭。加息的逻辑是从底部开始拖垮经济，而非从顶端。

尽管如此，通胀仍未达标、失业率也较低，这并非是马上降息的充分理由。但底层经济增长的停滞，无疑是利率仍具过度限制性的信号，降息仍有余地。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消费支出和商业投资将迎来更广泛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