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们：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我要“安静下来”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在今年年底成为公司负责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坦诚的沟通者。祝他任期长久。
我仍会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件，与伯克希尔的股东及我的子女们交流。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慷慨地与不如自己幸运的群体分享自己的财富。我很享受这种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允许我先回忆一点往事，然后谈谈我关于伯克希尔股份分配的计划，最后分享一些商业和个人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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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8年，奥马哈的医院当时被市民划分为“天主教医院”或“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一位友善的天主教徒，随身带着黑色的医生包上门出诊。他叫我“小船长”（Skipper），每次诊疗收费都不高。1938年我肚子剧痛时，霍茨医生上门检查了一番，说我到早晨就会好转。
然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几盘桥牌。但那天夜里，他仍放心不下我那些古怪的症状，于是把我送到圣凯瑟琳医院做了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我仿佛住进了一所修女院，还挺享受自己作为“中心人物”的感觉。我那时就爱讲话——是的，那会儿就已经如此——修女们也都喜欢听我说。
更妙的是，我的三年级老师马德森小姐（Miss Madsen）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写一封信给我。我可能把男生的信都扔了，却反复阅读那些女生写来的信。住院也有它的“好处”。
我康复期间最精彩的一刻，是我亲爱的伊迪姨妈送来一份礼物——一套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给照顾我的所有修女都采了指纹。（我大概是圣凯瑟琳医院里她们见到的第一个新教小孩，她们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办……）
我那套理论——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说也许哪天会有修女误入歧途，而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居然没采集修女指纹。我那时对FBI及其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崇敬不已，幻想胡佛本人会来到奥马哈检查我这份珍贵的指纹收藏。然后我们俩将携手抓到那个“堕落的修女”，全国媒体都会报道我的英勇事迹。
显然，这一切都没发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事实证明，我也许该反过来去采胡佛的指纹——因为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宝贝是雪橇、自行车、棒球手套和电动火车。接下来让我讲讲那个时代的几个孩子，他们都在我身边长大，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虽然我当时对他们并不了解。
首先是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相交64年的挚友。上世纪30年代，查理住在离我现在的房子仅一个街区的地方。
可惜当时我们擦肩而过。查理比我大六岁又八个月，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十小时赚两美元。（节俭在巴菲特家是血统。）第二年我也在那家店干活，但直到1959年他35岁、我28岁时我们才第一次相识。
二战后，查理毕业于哈佛法学院，随后定居加州。然而他常说，童年在奥马哈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的影响极大，是我最好的老师和保护我的“大哥”。我们意见有时不同，却从未吵架。他从不说“我早告诉过你”。
1958年，我买下了人生中唯一一套房子。当然就在奥马哈，离我成长的地方（大致而言）约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的办公楼只需六七分钟。
接下来要提到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1968年他将《奥马哈太阳报》（一份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邀请搬到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正与竞争对手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方出版了布法罗唯一的星期日报。我们形势岌岌可危。
后来斯坦打造了新的《星期日报》产品，几年后，这份原本亏损的报纸实现了超过100%的年收益（税前），我们最初投资3300万美元。这对当时的伯克希尔来说是一笔重要资金。
斯坦住的地方离我家大约五个街区。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你可能记得，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带入伯克希尔，他也是伯克希尔的董事之一，直到2021年去世。他是内布拉斯加州长期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和整个州都铭记他的贡献。
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而我原本也要上那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意外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国会议员。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呢。
1959年，多恩·基欧（Don Keough）一家年轻夫妇就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一家曾经的住处约100码。那时多恩是咖啡推销员，后来却成了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也是伯克希尔忠诚的董事。
我认识他时，他的年薪是1.2万美元，和妻子米奇（Mickie）养育着五个孩子，全都上天主教学校（学费不低）。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好友。多恩出身于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早早娶了奥马哈姑娘米奇。加入可口可乐后，他在公司内外都成为传奇人物。
1985年，多恩担任可口可乐总裁，公司推出了失败的“新可乐”。他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他笑称，寄往公司、收件人写着“蠢货最高指挥官”的信都会直接送到他桌上。他的这次“撤回”演讲堪称经典，现可在YouTube上看到。他坦率承认，可口可乐这款产品真正属于公众，而非公司。此后销量反而上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看到他精彩的访谈。（汤姆·墨菲和凯·格雷厄姆的采访也值得一看。）像查理·芒格一样，多恩始终保持着中西部人的特质——热情、真诚、地道的美国人。
最后要提到的是来自印度的阿吉特·贾因（Ajit Jain）和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格雷格·阿贝尔，他们都在20世纪末曾在奥马哈生活多年。事实上，格雷格在上世纪90年代就住在法南街，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只是我们那时从未碰过面。
难道奥马哈的风水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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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少年时期曾在华盛顿特区生活（那时我父亲任国会议员），1954年我去了曼哈顿，认为找到了一份“永久工作”。在那里我受到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的悉心照顾，结识了许多一生的朋友。纽约的确有独特的魅力——如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一年半后，我就返回奥马哈，从此不再漂泊。
此后，我的三个孩子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孩子们都上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那所学校也培养了我父亲（1921届）、我第一任妻子苏茜（1950届），以及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和罗恩·布鲁姆金——他们帮助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壮大发展——还有杰克·林沃尔特（1923届），他创立了国家赔偿保险公司，并在1967年卖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庞大财险业务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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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医疗机构，每一家都有独特的优势和杰出的人才。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一生结识了许多挚友，遇见了两任妻子，接受了优质的公立教育，年少时便认识了许多有趣而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结交了不同背景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事，我相信若非落脚奥马哈，无论伯克希尔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美国中部是个极佳的地方，适合出生、养家、立业。可以说，我生来就抽中了“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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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谈我的高龄。我的家族基因并不算帮得上忙——家族最长寿纪录是92岁（虽然越往上追溯记录越模糊），直到我才打破。但我从小到大都有聪慧、友善、尽责的奥马哈医生照顾，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被离家几英里的医生救回。（不过我早已不再给护士采指纹。95岁还能容得下些古怪行为，但也有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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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到高龄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要避开香蕉皮、天灾、酒驾、分心司机、雷击等等。
但幸运女神反复无常，也极不公平。许多时候，领袖人物和富人分得的好运远超常人，而他们往往不愿承认。富二代一出生就终身财务无忧，而另一些人却坠入贫困深渊，甚至被身体或精神的残疾夺去了我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的人生很可能会悲惨不堪，而我的姐妹们会更糟。
我1930年出生在美国，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个白人男性。哇！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同样聪慧，性格更好，但命运截然不同。幸运女神在我生命中多次造访，但她可不太愿意花时间陪九十多岁的老人。幸运终有尽头。相反，“时间之父”如今倒觉得我越来越有趣了。他从未被击败，每个人最终都会被他记在“胜利者”名下。当平衡、视力、听力、记忆都在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他已开始在你账上动笔。
我老得比别人晚——衰老的来临确实因人而异——但一旦到来，就不会再离开。
出乎意料的是，我整体感觉不错。虽然行动缓慢、阅读吃力，但我仍每周五天去办公室，与出色的人共事。偶尔我还能冒出个有用的想法，或收到别人主动提出的合作机会。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市场状况，机会虽少，但依然存在。
然而，我的“意外长寿”必然带来一些对家庭和慈善事业极为重要的后果。
让我们谈谈这些。
我的三个孩子都超过了常规退休年龄，分别是72岁、70岁和67岁。若指望他们三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是错误的。为了确保他们能在继任受托人接手前处理完我几乎全部遗产，我需要加快生前捐赠给他们三家基金会的步伐。他们如今正处在经验与智慧的巅峰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个“蜜月期”不会持续太久。
幸运的是，调整方向并不难。但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我希望保留一部分“A类”股份，直到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产生与查理和我曾享有的那种信任。这种信心的建立不会花太久时间。我的孩子们已100%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董事会亦然。
我的孩子们现在都具备处理大笔财富的成熟、头脑、精力和直觉。他们也会比我活得久得多，能根据税收政策或慈善法规的变化灵活应对。世界可能会剧烈变化，他们必须适应。从坟墓里指挥一切的做法历来下场不佳，我也从没想过那样做。
幸好，孩子们都继承了母亲强大的基因。随着岁月流逝，我在他们心目中也成了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追不上他们母亲。
若他们中有人早逝或丧失能力，还有三位备用受托人。他们没有先后顺序，也不对应具体某个孩子。这三位都是卓越、睿智、无利益冲突的人。
我已向孩子们保证，他们不必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与挫折。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自己也经历过。他们只需比政府或私营慈善机构的平均水平做得稍好一些即可——毕竟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都有其缺陷。
早年我曾构想过许多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固执，但事实证明那些并不可行。多年来，我也见证了许多政治人物、家族继承人乃至怪异基金会对财富的糟糕处置。
如果我的孩子们能把事情做好——哪怕只是“做得体面”——他们的母亲和我都会欣慰。他们的直觉很好，从最初管理几十万美元的小基金到如今掌管超过5亿美元的慈善资产，已积累了多年经验。
他们都喜欢为他人长时间工作，只是各有侧重。
我加快生前捐赠的决定，丝毫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未来失去信心。格雷格·阿贝尔完全不负我当初的期待。他了解我们众多业务与团队，甚至比我更透彻，也能迅速掌握许多其他CEO从未考虑过的事务。我想不出比他更适合管理你们财富的人——无论是企业家、顾问、学者还是官员。
格雷格对我们财险业务的潜力与风险理解极深，远超多数业内老将。希望他身体健康，执掌数十年。若幸运，伯克希尔未来一百年或许只需五六位CEO。我们尤其应避免那种只想65岁退休、炫富或追求名声的管理者。
一个不太愉快的现实是：有时，忠诚又优秀的CEO——无论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也可能患上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长期疾病。
查理和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却没有及时行动。这会是个大错。董事会必须警觉此类风险，CEO也要关注子公司层面的同类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几家大公司为例。我的忠告只有一句：董事们要留心并敢于发声。
我有生之年，改革者们多次尝试通过披露CEO薪酬与员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来“羞辱”高管。结果代理文件篇幅从不足20页暴涨到上百页。
但好心办坏事。根据我观察，大多数CEO看到竞争对手的薪酬后，都会暗示董事会自己也应拿更多。当然，他也会顺带提高董事报酬，并慎重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带来的不是公平，而是攀比。加薪螺旋由此自转。让富有的CEO不安的，并非自己有多少钱，而是别人拿得更多。嫉妒与贪婪总是结伴同行。
而且，从来没有哪位顾问会建议认真削减CEO或董事的报酬。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的企业拥有略优于平均水平的前景，这其中有几家规模可观且彼此关联度不高的“明珠”。不过，从十年或二十年的长远来看，肯定会有不少公司表现优于伯克希尔——我们的体量决定了这一点。
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企业都要小。而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比我所熟悉的大多数公司都更加以股东利益为重（我见过的公司可不算少）。最后，伯克希尔将始终以令其存在成为美国一项资产的方式运营，并避免任何可能使其沦为乞求者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经理人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着重要职责——但他们没有建立家族王朝或炫耀财富的欲望。
我们的股价会时而剧烈波动，有时甚至下跌约50%，在现任管理层的60年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三次。别绝望，美国会重新振作，伯克希尔也会随之回升。
也许这听起来有点自我安慰，但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对人生的下半程比上半程更满意。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而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然后继续前进。改进永远不嫌晚。找到正确的榜样，并向他们学习。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就是最好的典范。
想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吧——后来创立诺贝尔奖的那位。据说，他在兄弟去世时，报纸误刊了他的讣告，他看完后感到震惊，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改变人生轨迹。
不要指望新闻编辑部会搞错：想想你希望别人如何在讣告中描述你，然后过一种配得上那段文字的人生。
伟大不是通过积累大量财富、赢得巨大声望或掌握政治权力而实现的。当你以千百种方式帮助他人时，你也在帮助整个世界。善意既无成本，又无价。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都很难找到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好的行为准则。
我写下这些话，是一个曾经无数次不够体贴、犯下许多错误的人，同时也非常幸运地从一些出色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得更好（尽管离完美还差得远）。请永远记住，清洁工和首席执行官一样，都是一个完整的人。
祝阅读此信的每一位感恩节快乐。是的，甚至包括那些令人讨厌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这个国家——美国——它让你获得了最大的机遇。但它在分配结果时，难免会有任性与偏私。谨慎选择你的榜样，并努力效仿他们。你也许永远达不到完美，但永远可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