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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盟友已为他铺平道路，以便在下月会议上推动可能引发多名委员反对的降息决定——当前委员会内部分歧已达到鲍威尔近8年任期内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内部不同寻常的分裂程度意味着，最终决策权比以往更集中在鲍威尔手中。

为化解这一尖锐分歧，鲍威尔可能会权衡两种各有弊端的方案。第一种：如市场当前预期般降息，并通过精心磋商后的会议声明，释放“后续降息门槛提高”的信号。这种“先降息再暂停”的策略，与鲍威尔2019年末的操作如出一辙——当时与现在一样，三次降息均遭遇同僚的强烈反对。

该方案虽可能引发反对任何降息的官员抗议，但有望通过构建“若当前状况持续，无需进一步降息”的新共识，终结官员们公开争执的闹剧。

另一种选择是维持利率不变，待明年1月再重新评估——届时，因联邦政府停摆而暂停发布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将补充到位。但这一方案可能将公开分歧再延长七周，且无法保证新增数据能化解根本分歧。

这种分歧反映了经济中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比鲍威尔近八年任期内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分裂了委员会：就业增长停滞不前，但通胀却居高不下，这带有经济学家所称的“滞胀”苗头。

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上周在采访中表示，由于劳动力市场降温但未崩溃，通胀既未加速也未显著改善，“双方都难以宣称胜利”。

鲍威尔的决策取决于他认为哪种风险更大，以及若判断失误哪种风险更难挽回。

尽管通胀率接近3%、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但为防范就业市场疲软风险，美联储上月已连续两次降息，将利率区间降至3.75%至4%。

12月的年内第三次降息将与鲍威尔8月提出的计划一致：推动利率更接近中性水平（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平），原因是关税相关通胀风险已缓解，而劳动力市场疲软已成为更主要的担忧。

利率制定委员会中两位鲍威尔的核心盟友已释放信号，表明美联储领导层并未放弃这一策略。

上周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他仍认为“近期仍有进一步调整政策的空间……使政策立场更接近中性区间”。威廉姆斯精心选择的措辞——尤其是“近期”——暗示降息是“最稳妥的选择”。

威廉姆斯称，将通胀拉回2%“至关重要”，但“在这一过程中避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当风险同样重要”。在其讲话后，市场隐含的12月降息概率从40%飙升至约70%。

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虽是鲍威尔的盟友，但今年无利率投票权。她周一在采访中表示支持12月降息，理由是就业市场突然恶化的可能性和管控难度，均大于通胀反弹。

戴利称：“若关税驱动的成本上涨加速或蔓延至服务价格，我们会及时发现并提前应对，不会出现疫情期间那样的暴涨。但对于劳动力市场，我没有十足把握能抢占先机——它现在已足够脆弱，一旦裁员开始小幅上升，就可能引发大幅激增。”

威廉姆斯和戴利的表态意义重大，此前反对降息的官员一直主导着公开辩论。

对12月降息的支持从一开始就岌岌可危。9月降息后，19名会议参与者中微弱多数认为10月和12月有必要继续降息。这19人中，12人拥有投票权：包括7名理事、纽约联储主席，以及其他11位地区联储主席中的4位（轮流投票）。尽管决议只需7:5的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但自1992年以来，美联储尚未出现过反对票超过3张的决策。

在美联储10月进行年内第二次降息后，反对第三次降息的阻力范围愈发明显。包括上月投反对票的一位在内，4位有投票权的地区联储主席均对再次降息表达担忧。

他们认为，不仅受关税影响的商品价格上涨（这些商品的价格压力可能加剧），国内服务价格也在走高，表明通胀正在扩散。他们担忧，美联储正过快地向中性利率靠拢，而当前应维持限制性政策以压低通胀。

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的立场转变颇具代表性。她投票支持了10月的降息，但上周六告诉记者，她对进一步降息“持犹豫态度”，因为当前“温和限制性”的利率水平可能是管控通胀所必需的。

柯林斯表示，鉴于需求相对稳健，且金融状况“略有顺风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采取更宽松的政策”。

2015年至2021年担任达拉斯联储主席、曾与鲍威尔共事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反对降息的一方有其道理。他表示，随着利率接近中性水平，美联储的政策选项存在不对称性——若经济弱于预期，仍可进一步降息；但如果通胀问题更严重，当前利率可能过低，无法形成有效约束。

但如今任职于高盛的卡普兰也理解，原本倾向反对某一行动的官员可能会被说服支持。他在任期间，若与鲍威尔的分歧不大，“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尽量支持主席，因为我明白，没有人足够聪明能做出绝对正确的决策”。

以上内容来自《华尔街日报》记者、素有“美联储传声筒”之称的Nick Timir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