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临近，市场重新押注加息，白宫却持续要求降息。美国新世纪顾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前美联储经济学家、“萨姆法则”提出者克劳迪娅·萨姆（Claudia Sahm）认为，这场冲突真正考验的不是美联储最终加息还是按兵不动，而是它会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和政治压力改变决策。

8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16.2万人，推动市场重新押注9月加息。CME FedWatch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接近60%。

麦格理将首次加息预期从12月提前至9月，并预计2027年一季度再次加息。美国银行警告，如果8月核心PCE环比达到0.24%或更高，而美联储仍不加息，市场可能质疑其政策信誉，推高长期美债收益率。

但特朗普政府的诉求恰好相反。特朗普再次公开要求降息，认为美国信用状况改善，高利率正削弱美国竞争力。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也希望通过降息降低住房融资成本。

哈佛经济学家建议“避开选举”，萨姆明确反对

争论源于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当时提出，面对特朗普持续施压，如果美联储能够把可能引发政治争议的行动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或许更有利于保护机构独立性。

他的逻辑是，如果美联储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维护自身制度地位，那么与白宫正面冲突未必是最优选择，有时暂时保持低调可能更有效。

萨姆认为，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一旦美联储为了避开选举而调整政策时点，无论最终加息还是不加息，政治因素实际上都已经进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

更具反差的是，萨姆用来反驳罗格夫的理论基础，正来自罗格夫本人。

1983年，罗格夫发表了一篇后来成为央行信誉研究基础文献的论文。他提出，如果央行负责人比普通公众更加厌恶通胀，更强的抗通胀信誉可以压低通胀预期，进而改善实际通胀表现。

这套理论的核心并不复杂：央行政策是否有效，不只取决于当前利率是多少，也取决于市场是否相信央行在压力下仍会坚持目标。

萨姆认为，真正检验信誉的，恰恰就是政治压力最大的时候。

美联储历史上没有“避选举”传统

萨姆首先用历史数据反驳了“选举前应更加谨慎”的观点。

1984年至2024年，在任意连续两个月内，美联储有45%的概率调整政策利率目标；而在联邦选举前两个月，这一比例为43%，几乎没有差异。

近年的例子同样明显。2022年中期选举前几天，美联储仍然加息；2024年总统选举前，美联储也进行了降息。

相关学术研究同样没有发现，美联储长期存在为了选举操纵货币政策的证据。

历史上最著名的反例，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执掌美联储时期对尼克松连任提供政策支持。这段经历后来与高通胀联系在一起，也成为美联储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萨姆认为，如果现在的美联储开始主动根据选举安排决策时点，就等于打破过去数十年的制度惯例。

退让也无法换来独立

萨姆的第二个理由是，美联储没有必要通过政治妥协保护自己。

美国国会在设计美联储制度时，本身就考虑到了行政部门施压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阻止特朗普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Lisa Cook），显示美联储仍拥有特殊的制度保护。

如果美联储已经拥有这些法律保障，却因为政治压力主动调整政策时点，反而会削弱自身未来主张独立性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退让并没有阻止冲突升级。

2025年初，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辞去副主席职务，希望避免与白宫发生正面冲突。但随后仍出现特朗普政府试图解除库克职务，以及2026年初美国司法部调查时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等事件。

在萨姆看来，这说明让步无法形成稳定边界。如果美联储因为11月中期选举推迟行动，白宫认为施压已经奏效，到12月可能提出更多要求。

加不加息，都不能看选举日程

萨姆并没有因此主张，美联储必须在9月加息，以证明自己不受特朗普影响。她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如果美联储为了展示独立性而“故意加息”，同样意味着政治因素影响了决策。

究竟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应由通胀、就业、增长前景和风险分布决定。选举日期不应该成为变量。

这也是当前市场真正敏感的地方。一边是失业率维持4.1%、CPI同比仍有3.4%，市场对9月加息的定价已经接近60%；另一边则是特朗普和万斯公开要求美联储降息。

萨姆认为，罗格夫说对了一半，那就是美联储没有必要刻意与特朗普正面对抗。但如果为了避免冲突而让政治日程影响货币政策，他就违背了自己1983年研究中最重要的结论。

央行信誉并不是在没有压力时建立的。市场真正观察的是，当外部压力达到顶点时，美联储是否仍然按照经济数据和政策目标行动。

也正是在这种时刻，美联储的信誉才会真正被赢得，或者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