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融时报》报道，伊朗多名强硬派政治人物、议员和分析人士主张，德黑兰应重新审视长期坚持的非核武立场，甚至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把核武器视为阻止外部军事干预的最终威慑手段。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决定制造核武器。德黑兰目前仍公开坚持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政府也没有宣布退出NPT。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战争初期遭美以袭击身亡后，过去围绕核武问题存在的政治和宗教禁忌明显松动。其继任者穆杰塔巴迄今没有公开说明是否继续遵循父亲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宗教裁决。
伊朗强硬派政治活动人士Davoud Modarresian本月写道，最近的军事冲突证明，获得核武器对伊朗而言已经“不是一种野心”，而是“比面包更加重要的必要条件”。
过去公开提出类似主张，可能被视为挑战最高领袖权威。约20年前，哈梅内伊发布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宗教裁决，伊朗政府此后长期以此证明其核计划没有军事目的，但战争改变了这套政治约束。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Hassan Ghashghavi上月表示，新任最高领袖有权针对核问题发布新的宗教裁决，“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他主张伊朗建立“完整的威慑循环”，避免不断重复谈判、遭受攻击、再重新谈判的局面。
部分拥核人士开始公开引用朝鲜作为范例，认为平壤拥有核武器后降低了遭受外部军事干预的风险。一名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战争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体制内部认为有必要拥有核武器的人明显增加，其估计支持比例已由此前“几乎为零”升至超过一半。
这场战争强化了伊朗强硬派对国家生存风险的判断。此前持续约40天的大规模轰炸造成多名伊朗高层和高级官员死亡，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也多次讨论伊朗政权未来。
危机组织伊朗问题专家Ali Vaez认为，核武讨论如今已经成为伊朗内部“严肃辩论”，因为战争强化了“遭受生存性攻击的国家最终需要终极威慑”的观点。
尽管政治讨论发生变化，伊朗的正式政策目前仍没有转向制造核武器。
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穆罕默德·伊斯拉米（Mohammad Eslami）周日表示，即使在战争期间，伊朗建设2万兆瓦核电能力的工作仍在继续。政府仍把核计划描述为民用能源项目。
伊朗也尚未宣布退出NPT。两名伊朗高级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目前退出条约不是优先事项。其中一人称，伊朗对NPT的政策“目前没有改变”，但不代表未来不会调整。根据条约安排，成员国退出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国及联合国安理会。这意味着退出NPT本身也可能成为谈判筹码，而非必然意味着立即制造核武器。
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其高浓缩铀库存。伊朗在此前空袭前拥有约440.9公斤丰度60%的浓缩铀，距离武器级水平只差进一步浓缩。
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发现伊朗正在实施活跃核武器计划，但由于核设施遭袭以及核查受限，目前外界对库存具体位置和状态掌握有限。
美国去年对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处主要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的浓缩能力遭到严重破坏。德黑兰此后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恢复对主要核设施的检查。
特朗普近期还表示，美国未来可能攻击位于“镐山”地下深处的新设施，并再次强调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在2015年核协议瓦解后，伊朗不断提高浓缩水平，逐步接近外界所称的“核门槛国家”：拥有足够技术和材料，可以在作出政治决定后较快迈向武器化，但并未正式制造核弹。当前战争使这一模糊状态更加不稳定。
强硬派认为，伊朗已经证明传统威慑方式不足以阻止美国和以色列攻击，因此继续明确排除核武器等于主动放弃最强威慑选项。国际关系分析人士Abolfazl Bazargan甚至主张，伊朗可以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同时保留遭受核攻击后的核反击能力。
改革派和较务实政治人物则担心，公开走向核武器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压力。改革派人士Hossein Marashi近期表示，相比保存浓缩能力和核成果，“保护伊朗和伊斯兰共和国”更加重要。
当前尚无证据表明伊朗领导层已经决定改变核战略。更现实的可能是，德黑兰一方面保留现存核基础设施和高浓缩铀筹码，一方面利用退出NPT或改变核政策的可能性，寻求换取制裁解除、安全安排或其他谈判条件。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政治边界：过去几乎不能公开讨论的“伊朗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如今已经成为体制内部可以公开辩论的问题。战争是否最终把这种讨论转化为正式政策，将取决于伊朗领导层如何判断核武器究竟能够阻止下一轮攻击，还是会让下一轮攻击更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