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多个亚洲经济体陷入衰退，货币暴跌、资本外逃与银行业危机相互叠加，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区域市场的金融动荡。
如今，亚洲金融环境再次出现一些类似信号。据CNBC报道，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纽曼（Frederick Neumann）在8月31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1997年危机前夕，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日元走弱以及科技乐观情绪曾共同塑造市场环境，而这些因素如今又以不同形式出现。
不过，纽曼同时强调，1997年与2026年之间的差异“大于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当年亚洲面临的是资本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如今更值得警惕的是对美国人工智能硬件需求的依赖。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是纽曼认为两轮市场环境最明显的共同点之一。
1993年10月，美国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5%，到1994年11月已经升至8%左右。即使到了1997年4月，收益率仍维持在约7%，比四年前高出约200个基点。
2026年的走势同样值得关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从2020年8月的0.5%低点升至周三早间的约4.8%。
“当然，这花了六年时间；但仅今年一年，收益率就从2月份的3.9%跃升了约80个基点，”纽曼表示。
美国财政部上个月还宣布，将针对10年至30年期美国国债展开回购，并把回购操作的最大规模“至少翻倍”，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
日元则呈现出另一组相似的历史轨迹。1995年4月，日元曾触及80日元兑1美元的周期高点；到1997年4月，已经贬值至130日元兑1美元，累计贬值约55%。
此次日元同样经历了大幅走弱。日元从2021年1月约103日元兑1美元一路贬值57%，并在7月触及163日元才能兑1美元的低点，随后华盛顿和东京罕见联手干预汇市，将日元推升至目前约160的水平。
市场目前仍在评估再次干预的可能性。纽曼认为，日元走势与美债收益率一样，构成了当前亚洲金融环境与1997年危机前夕之间的重要相似点。
科技乐观情绪也再次成为市场的重要背景。1997年危机爆发前，互联网兴起带动了强烈的科技乐观情绪；如今，人工智能热潮则扮演着类似角色。
两轮周期真正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亚洲经济体与全球资本之间的关系上。
纽曼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属于资本输入方，即从海外获得的投资超过其对外投资，而且自身储蓄不足以覆盖支出需求。
在这种结构下，美元融资成本上升以及令投资者不安的日元剧烈波动，就容易成为亚洲金融体系承压的重要催化剂。
“因此，美元融资成本上升和令投资者不安的日元动荡，是该地区面临压力的关键催化剂，”纽曼表示。
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亚洲经济体整体上转变为资本输出方，因此，美国融资成本上升和日元走弱已经不再构成与1997年相同的核心压力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可以完全避开外部冲击。纽曼认为，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亚洲经济对美国人工智能硬件热潮的依赖，因为这轮热潮正在支撑该地区多个经济体的增长。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均从与人工智能热潮相关的电子产品出口中获得增长支撑。换句话说，美国AI投资周期的变化，已经通过电子产业链直接连接到亚洲经济增长。
纽曼因此将两种风险作出了区分：“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脆弱性不同，亚洲现在面临的是需求脆弱性。”
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融资成本进一步攀升，并最终拖累人工智能硬件热潮，亚洲相关产品的需求就可能受到冲击。
另一种风险来自日元。如果日元剧烈波动进一步扰乱全球融资市场，同样可能压低对亚洲商品的需求。
纽曼警告称，在这两种情况下，亚洲出口需求可能崩溃，经济增长也将随之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