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府债券近期遭遇的抛售，正在暴露投资者对未来通胀和财政状况的更深层担忧。市场担心，宏观环境可能从过去长期偏低、相对稳定的通胀格局，转向持续存在的价格压力。
推动收益率上升的因素已经不只是政府借款增加和能源价格上涨。投资者注意到，全球经济从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以及贸易关税、产业回流和国防支出增加等变化，都可能成为长期通胀压力的来源。
CG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艾玛·莫里亚蒂（Emma Moriarty）表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已经发生转变，现在正在产生通胀而非通缩的推动力。”
她指出：“关税，以及最近爆发的伊朗战争，一直是这一秩序变化的最尖锐体现。将能源冲击视为暂时性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引发它的潜在结构性变化可能相当持久。”
债券市场已经给出了直接信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升至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3%。
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达到2011年以来未见的高位。
JM Finn投资办公室主任乔恩·坎利夫（Jon Cunliffe）认为，即使周期性通胀压力继续缓解，也不能简单假设经济会重新回到2010年至2020年间持续低通胀且波动较小的环境。
他通过电子邮件对CNBC表示，当前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是人工智能能否通过大幅提升生产率发挥通缩作用。这也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对日益增强的财政主导地位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本周收益率特别是长端的快速上行，也说明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以补偿财政借贷需求扩大、通胀前景不确定以及部分主要经济体央行减少对政府债券支持等风险。
Callanish首席执行官海格·巴斯盖特（Haig Bathgate）周三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虽然本轮抛售部分受到短期因素扰动，但持续存在于整个期限结构中的通胀压力“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个特征”。
谈及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他表示：“在某个时候，这将付出代价。”
巴斯盖特还警告称：“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中知道，一旦通胀魔瓶被打开，就很难再把它塞回去。”他认为，这种通胀持续时间可能超过市场此前的想象。
通胀仍容易受到供给冲击和地缘政治局势影响，但经济增长乏力又限制了央行采取激进紧缩政策的空间。
坎利夫表示：“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央行和美联储可能会容忍暂时的通胀超调，同时监测是否出现第二轮工资和定价效应。”
相比之下，他认为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处于更加明确的紧缩路径：欧洲央行需要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日本央行则是在增长和通胀均处于可持续基础的情况下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
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已经受到市场重新定价。沃什于8月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发表主题演讲后，市场对本月晚些时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加息的概率预期，从此前约35%升至66%以上。
ING美洲研究区域主管兼全球利率和债务策略主管帕德拉克·加维（Padhraic Garvey）表示，伊朗战争和能源成本高企也在给长端收益率带来额外上行压力。
“这对欧洲、亚洲乃至更广地区来说尤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加维在周四报告中表示。
能源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压力。加维表示，市场对9月FOMC会议加息25个基点的定价，已经从大约五五开转向约三分之二的加息概率。
他还警告称，长端收益率面临的压力很难自行消失，“很难看到长端收益率上行的压力会神奇地消散。”
加维用一个比喻描述当前债市环境：“如果现在音乐停止，许多发行人的长端收益率的绝对水平看起来还算合理。问题是音乐仍在轰鸣。”
“有太多事情在发生，而大部分压力仍指向长端利率上行。这不一定是一场戏剧，但话说回来，如果被推得太远，它也可能变成一场戏剧。”他说。
收益率上升也正在改变投资者在股票与债券之间的配置逻辑。
Ninety One多资产收益主管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 Stopford）表示：“更高的通胀波动性也往往增加了股票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性，降低了在平衡型投资组合中持有债券的多元化收益。”
不过，他同时指出，实际利率上升意味着资本成本提高，也可能让债券重新成为更具竞争力的资产类别，尤其是在股票估值已经偏高的情况下。
Barings全球固定收益团队董事总经理布莱恩·曼格维罗（Brian Mangwiro）则建议，政府债券基金采取更加防御性的配置，将重点放在较短久期工具上。
他认为，多策略固定收益基金同样可以通过配置更高收益资产来获取回报，但仍应偏向较短久期。
对于美国市场，曼格维罗指出，美国国债遭遇抛售、收益率曲线持续陡峭化，同时伴随美元走弱，而这种组合对新兴市场整体而言具有利好意义。